漢网消息：（万源泉 新東方北斗星公務員考試研究中心主任）作為一名公務員研究和教學領域的老戰士，我總是利用各种机會對我的學員說：做公務員要甘于清貧、堅持原則、要有愛心和服務精神；做公務員要時刻想到百姓的疾苦，真真正正為百姓做點實事；做公務員就要胸怀強國富民的夢想，在中華民族的偉 大复興中實現個人价值。每每想到自己的一些真實而朴實的語言引起許多年輕學子的共鳴、甚至改變許多人的人生和价值觀時，內心總有無限的職業榮譽和滿足感，自己做的事情竟如此有价值，公共服務領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合格公務員。
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深知一名合格的公務員難以改變一些公共服務領域的不正之風；但我常想，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就像一盞燈，不但能照亮自己，還能照亮別人，燈越多，光明也就越多！歷史上的魏征就是這樣一盞燈，它照亮了一個時代！

    一、從《貞觀長歌》看魏征
    我一般不看電視劇，但《貞觀長歌》我基本上每天都看，因為我覺得它是一部對現代公務員有很強教育意義的電視劇，特別是魏征的合格“公務員”形象。魏征竭誠輔佐太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魏征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吊唁，痛哭失聲，并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對魏征的評价很高，也很中肯，如果現在公務員能得到老百姓類似的評价，就可以算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公務員了。
 
    二、要做“良臣”，不做“忠臣”
    公務員素有忠奸之分，但做公務員僅僅是盡忠盡職還是遠遠不夠的。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話，魏征是三嫁猶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應該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說在浩若煙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歷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還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說他巧忠，是因為他歷事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無謂地獻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見風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殘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個准則，那就是上安君國，下報黎民。有了這個基本准則，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擇主”的標准，而不是隨便找到一個就奉為神明。所以，如果用“忠”字來概括他的“公務員”經歷，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
     說他是良臣（合格公務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既使自己贏得了名聲，又使君主獲得了聲譽，還使國家和人民得到了好處。他在進諫之時，不僅不為自己的實際利益乃至性命考慮，也不為自己的名譽考慮，實實在在，有什么問題就講什么問題，苟且偷安、沽名釣譽与他無涉。所進之言，皆于國于民有利，動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統一，故稱之為良臣。
現代公務員中不缺少“忠臣”，有的公務員為了做“忠臣”不惜出賣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也有公務員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實在是可悲可嘆！

    三、堅持真理，敢于承擔責任
    在我們的公務員隊伍中，有些公務員有這樣一种作風，或者是官場的“潛規則”，那就是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平時人浮于事，更談不上為民辦實事，為的就是盡量少承擔責任。而一千多年前的魏征是這樣做的，對有志從事公務員職業的朋友和廣大在職公務員會有很大的啟發。貞觀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貞觀中期以后，朝廷大臣都盡力歌頌太平盛世，魏征卻給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十個方面的缺點，希望他警惕，保持貞觀初年的好作風。唐太宗把這個奏章寫在屏風上，早晚閱讀，引為戒鑒。他對魏征說：“我現在知道我的過錯了，我愿意改正，否則我還有何臉面和你相見呢？”由于魏征處處為國家的利益著想，對皇帝的批評毫不客气，始終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講話，為老百姓謀取了很多福利。
當然，做公務員能像魏征一樣堅持真理還是很難，但只要努力，大的方向不發生錯誤，老百姓也還是能夠接受的。更多的公務員是怕承擔責任而不敢說真話，整天說的是官話、套話，老百姓一般也習以為常甚至麻木了，但長此下去，公務員在廣大老百姓性心目中的正義形象就會受到怀疑。
 
    四、顧全大局，心系平民百姓
    在公共服務領域有一句名言：錯誤的決策往往比腐敗現象危害更大！公務員作出錯誤決策除了自身能力問題之外，更多的情況是因為不能顧全大局造成的，做決策時更多的考慮的是個人或一小部分人的私利，沒有更多的考慮廣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能不能顧全大局，心里有沒有老百姓是衡量公務員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標，体現在一個公務員的日常的一言一行中。
有這樣一件事：李世民當時統一中國，天下升平，很多公卿大臣建議太宗到泰山“封禪”，告成功于天地。魏征以為不可，堅決諫止，因此和唐太宗引起了一場辨論。太宗爭辨說，難道我“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為而不可？”雖然唐太宗一連提出六個反問，但魏征毫不讓步，對上述各點一一進行駁斥，最后嚴肅指出“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義安，未甚充實”，在這种情況下，搞“封禪”之類的事，實為勞民傷財之舉。最后終于使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議，結束了“封禪”一議。當時，唐朝大臣能夠自由地上書言事，唐太宗也能夠虛心地听取臣下意見。政治清明，國富民強，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五、淡薄名利，上善若水
    貞觀十六年（642），魏征染病臥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征營构大屋。魏征死后，唐太宗為表彰他的功績，寄托自己的哀思，准備舉行盛大的葬禮，但魏征的妻子不同意。太宗決定：尊重魏征的意愿，葬禮從簡。結果，魏征就像一般讀書人死去一樣，只有一輛白木車子和一副白布帷帳為他送葬，但他一生卻活的坦然和幸福，贏得了世人的尊重。
從魏征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做公務員一定不要刻意追求名利，更不能以自己的道德准則和破坏國家的法律為代价謀取私利，這樣的公務員多數沒有好下場，更談不上做一名合格的公務員，更希望現在的各級政府多一些魏征這樣的合格公務員,以做一盞明燈的心態、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盡職盡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