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有關提高勞動力工資的問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將采取包括推動落實最低工資指導制度在內的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促進勞資和諧。這一做法受到許多人的歡迎和期待，但也有人表示擔憂，認為提高工資會加大我國勞動力成本，削弱我國的競爭力。

　　其實，這是一個 誤解。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必須与它的社會生產率相協調并保持适度的比例，如果工資超過這個合理比例大幅上漲，有可能導致人力資本快速上升，對經濟造成損害。 反之，如果勞動力工資水平低于合理的比例，也將抑制消費，影響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導致优秀人才流失，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比如，目前中國軟件人才的平均工資水平只相當于印度同類人員的40%，兩國工資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國一些軟件開發人才外流到印度。

　　我國工資長期處于較低狀態。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据顯示，2000年到2005年間，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了63.4%，超過了印度的26.9%和東盟的15.5%。這一數据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該報告也指出，高勞動生產率卻并沒有体現在工資水平的增長上，這表明公民沒有充分分享到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資增長緩慢，造成我國消費長期低迷不振。

　　這与世界銀行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結論相同。世行認為，造成中國消費長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儲蓄，而是工資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許多關于刺激中國消費的傳統看法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過高的家庭儲蓄上，但實際上，中國消費的下降可以用工資等收入占經濟比重在過去的變化來解釋。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

　　許多研究机构不約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費、拉動內需和我國工資較低的現狀聯系在了一起，開出的藥方也是提高工資、讓民眾有錢消費，這難道僅僅是巧合？這一結論与我國現實情況相符。為了拉動內需，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采取鼓勵性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資未能作出相應的調整不能說不是一個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內需的后腿。

　　因此，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高工資導致的生產成本過高問題，而是工資落后于GDP增速所引發的內需不振問題。低工資狀態下的廉价勞動力，雖然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這种制度設計本身卻讓我國經濟難以走出粗放式發展的局限。

　　這种定位在中國和印度之間体現得非常明顯，《人民日報海外版》披露的數据顯示，在制造業領域，我國的勞動力价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印度平均工資水平在2003、2004和2005三年里分別上漲了11.45%、11.6%和14%，遠遠高于印度當年的GDP增長速度。高工資加快了高技術人才的培養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軟件業的快速發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來，無論是在印度、美國還是歐洲各國，勞動力工資都在提高。在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出現了將近25年來的最快增長；在歐元區12個成員國里，就業的充分強化了勞動力的短缺狀況。新數据顯示，德、法等國的失業率目前都處于几年來的最低水平。過低的失業率加速了工資上漲的步伐，令歐美國家憂心忡忡，但是，歐美不少國家的工資快速上漲勢頭已經保持多年，与我國工資長期處于低水平的情況截然不同，必須區分開來。

　　因此，我們不用過分擔心工資上升所產生的成本上升問題，就目前而言，盡快拉動內需仍是一切經濟問題中最為重要和迫切的問題，在維持多年的低工資狀況后，我們應該讓國民更充分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更何況這种分享本身還能激活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經濟更健康地向前發展，我們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