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于此，最近一段時期，低工資問題“集中式”地納入了政策的視野：先是國務院國資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國資委和中央企業調查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的有關情況；其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決定將采 取推動落實最低工資指導制度、建立健全工資集体協商制度等“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在我省如火如荼推進的全面小康建設進程中，“使職工最低工資隨經濟發展相應增長”等一系列富民之舉，正成為各地著力改善民生的一個剛性舉措。

“低工資”問題由來已久，為何今天顯得如此突出？因為，它已不單單是一种純粹的經濟現象。從民生的角度審視，被“低工資”所掩蓋的某些失衡与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挑戰社會和諧。

老實說，勞動力廉价，事實上是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原因。“勞動力廉价优勢”的正效應不可否認。問題在于，如果就經濟問題談經濟，這個“优勢”似乎值得驕傲。但是，再進一步追問就驕傲不起來了。發展經濟的落腳點是什么？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長期以較快速度增長而工人的工資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進而導致工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進一步的發展需求也受到限制，這樣的經濟發展，即使稱得上有效率，也絕對談不上公平，卻极有可能蹈入“有增長、無發展”陷阱！

低工資水平只是在經濟發展初期或者經濟發展較慢情況下的一种“倒逼”的結果。然而，并非一成不變。有專家稱，勞動力价格低廉的优勢會隨著中國的發展，逐步向技術优勢和管理、体制、競爭优勢轉變，這個轉變也是發展進程“催逼”的。

因此，在收益于廉价勞動力的時候，我們必須警惕一种現象，即著名的“貧困化的貿易增長”理論所告誡的——如果一個國家是以勞力超低价來刺激出口，那么出口越多，出口國生產者得到的收益越少，這個出口國也就會越貧窮。

何況，任由“低工資”低下去，可能形成不良循環：收入是消費需求的主要決定因素，當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的購買力較低，消費率就較低，這意味著消費品市場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不僅如此，消費率偏低，會使快速增長的投資最終失去需求支撐，以至造成經濟失衡。世界銀行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也認為，工資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造成了中國消費的長期低迷。問題還在于，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与城市化進程方面，外出農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的高30%以上，農民才會遷移城市，若工資水平低到這一比例之下，單從成本上考慮，農民工就會返回農村，這顯然不利于城市化進程。

尤其是，從身邊的“民工荒”到周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都在發出一個強烈信號——低工資經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經濟。一旦參与這种經濟模式的經濟体增多，那么經濟体之間競爭的日趨激烈就會不斷“攤薄”原先本不丰厚的利潤。

提高工資是解決上述种种隱性問題的“扣子”。這既是改善民生之要，也是科學發展之需。

關注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該只被看作是一個道德命題，更應該被放置到民生的高度去認識。走出“低工資”的迷霧，讓人民群眾在經濟增長中得到實利，乃是共建和諧、共享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