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14日在天津表示：將采取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促進勞資和諧。這五項措施是：落實最低工資指導制度；推動企業 建立健全工資集体協商制度；加強政府監管和服務，完善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价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制度；加強對企業勞動定額和工時等勞動標准的管理推動；落實艱苦崗位津貼制度。

　　近兩年來，普通職工、尤其是沿海新興工業區職工工資增長低于經濟增長、長期徘徊不前的現象，引起各界廣泛關注。這一趨勢推動城市內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擴大。因此，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當然是一件好事。

　　不過，提高職工工資的主体是誰？事實上，很多地方政府已高調表示將采取措施提高職工工資。有些學者也說，為了讓更多人分享增長收益，政府應當提高工資水平。更有一些學者把提高職工工資當作宏觀經濟管理工具，主張政府為了刺激內需，減少貿易順差，緩解本幣升值的壓力，提高工人工資。

　　然而，政府真有能力提高職工工資嗎？即便是國有企業，也已在法律上享有經營自主權，職工工資不由政府部門直接控制。更不要說私人企業、外資企業，政府不可能直接要求其提高職工工資。

　　更進一步還可以問:由政府提高職工工資，是否妥當？工資就是勞動力的价格，勞動力作為市場的一個基本要素，其价格如果由政府确定，那就談不上什么市場秩序。在一個市場体制中，勞資雙方通過討价還价确定勞動力价格，乃是勞資雙方的自由權利。政府強制要求企業提高職工工資，是對企業最重要的一項經營權利的干涉。

　　其實，由政府單方面提高職工工資，甚至也是對職工權利的一种僭越，職工本人未必能夠從中獲得收益。比如，政府強制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很可能讓處于需求邊際上的職工被解雇。放眼整個勞動力市場，則那些希望獲得一筆工資收入的潛在職工，將無法成為職工。

　　因此，政府不可能、也不應當成為提高職工工資的主体。這個主体只能是職工自己。事實上，恰恰是政府過去所實行的工資管制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工資的增長。舉例來說，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新興工業區，普通職工大量來自內地，按照現行法律是所謂“外來人口”。這些工人在其長期工作的地方，無法正常地行使公民權利。地方政府的政策、執法活動，甚至勞動監察活動，都嚴重偏向企業主，企業事實上享有某种特權。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職工工資很難与企業勞動率之增長同步提高。

　　就此一現實而言，職工工資要有所提高，或者更准确地說，職工要能夠得到自己相對滿意的工資，職工工資要与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增加，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去做什么，而是政府不再去做什么。即政府理應對目前不合理的勞動力制度、政策進行改革，使工人可以行使自己作為公民、作為職工的權利。職工獲得伸張的權利，當可与企業的經營權利相平衡。兩個平等主体所确定的工資，不論高低，不論是增長還是降低，都是當事人及社會可以接受的。

　　為此，政府首先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戶籍制度。目前以城鄉分割為特征的戶籍制度，并不禁止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二十多年來，已經有數億人口流入城市，為城市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城市政府卻以戶籍制度為依据，不承認這些新市民具有可在城市行使的正常的政治、法律權利。正是這种半開放、辦封閉的戶籍制度，源源不斷地把廉价農村勞動力輸入城市。勞動力之廉价，固然与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較多有關，但也是戶籍制度使然。

　　在微觀的企業層面上，職工保障自身利益的制度基礎，則是職工結社權得到尊重与保障。前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提出，力爭在未來5年內使各類企業都建立工資集体協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机制，這是一個很好的舉措。問題是，誰來与企業進行集体協商？單個職工与企業談判，當然不是集体協商，也不可能促使企業提高工資。職工要就工資進行集体協商，必須有自己的工會。目前新興工業區很多企業都已有工會的雛形，只是因為缺乏身份确認，而缺乏足夠行動能力。

　　這兩者乃是職工提高工資的制度基礎。目前最需要政府做的，不是用計划經濟的辦法、用管制的辦法，直接提高職工工資，而是為了職工与企業進行工資談判，清理出一個相對公平的制度環境。有了這一制度基礎，職工工資基本上就可以与整体經濟增長及社會福利增長保持一致。而只有在此基礎上，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一些必要監管，才會收到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