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到，在臨川區，絕大部分优秀的教師資源都集中在公辦高中。一旦公辦高中被禁止開辦复讀班，這意味著有著相當大數量的复讀生群体無法享受這部分資源。

    因此，在禁令被又一次重申之后，對此感到緊張的，不是那些開 辦复讀班的公辦高中，而是那些打算复讀的學生及其家長。

    在臨川一中采訪時，高二學生范波告訴記者：“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資源不能只分配給應屆學生，它不是應屆生的福利。”范波表示，如果以后沒有考上心目中的大學，他也會考慮复讀一年。

    而學生家長則對民辦學校的教學質量憂心忡忡。當地只有少數几家民辦中學，其實力与臨川一中、臨川二中不可同日而語。在采訪中，一位來自江西吉安的家長毫不掩飾他對民辦學校的不信任：“公辦的信譽度更高，質量更有保障。而民辦机构說倒閉就倒閉了，風險太大。我可不敢讓孩子冒這個險。”

    “复讀潮”暗增高中學制

    對于复讀市場的不斷擴大，一位在中學任教多年的教師認為：“如今的复讀生制度導致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應屆生不能在當年被高校錄取，只能淪為下一屆的复讀生，并形成惡性循環。這無形中增加了我國高中的學制，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

    禁令發布之后，剛來臨川复讀的贛州考生鄧和林感到左右為難。去年，他在贛州讀高三時還是一位應屆生。在過去一年中，鄧和林深切感受到了复讀生對他造成的沖擊：“用公辦中學的師資來辦复讀班，是對應屆生的不公平，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應屆生成了受害者。复讀生每年要搶掉近一半二本以上的錄取指標。如果不是有這么多复讀班，很多應屆生當年就可以考上二本。”

    在鄧和林看來，复讀生与應屆生一同參加高考，錄取標准又一樣，這對應屆生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然而，如果今年就開始實施禁令，需要复讀的鄧和林就只能選擇民辦中學了，而對于民辦中學，鄧和林實在不敢將自己的大學夢想輕易托付給它們。鑒于自己如此尷尬的身份，對于這道又一次重申的禁令，鄧和林不知道該叫好還是反對。

    禁令難以真正推行？

    有人則對禁令的推行效果提出怀疑。“自2002年教育部就下了禁辦的通知，又有几所學校禁辦呢？各地公辦學校高考复讀班照舊辦得如火如荼。而今教育部又重申此禁令，也是干吆喝而已，沒有什么實質意義。”中學教師章文權表示。

    章文權認為，問題關鍵在于，复讀生不應進入公辦高中的評价体系。复讀生的高考成績不算入學校的升學率，此外，复讀生單獨報名，不參加公辦中學的報名。

    在章文權看來，取消公立中學辦复讀班，私立中學的复讀班就會如雨后春筍般的成長起來。“复讀費用會大幅度的提高，那樣是否就公平了？公立中學明著不辦暗著辦，公立中學的复讀班實際上就取消不了。”

    章文權的憂慮并非沒有依据。据報道，在全國很多地方，更多的公辦高中是以分校、挂靠等名義舉辦复讀班的。以北京為例，几乎所有公辦高中開辦的复讀班，均挂在學校的培訓中心名下，复讀班本身是民辦性質，但一般都帶有公辦學校的名稱。校址設在本校外，師資主要是本校教師、外聘教師，以及本校和外校的退休教師。這些學校自稱教師、校舍都是租用，因此辦复讀“沒占國家資源”。

    民校實力不夠或“借殼”

    對于教育部部長周濟發布、可能于明年實施的禁令，臨川一中校辦副主任饒禮喜表示，“我們會等等看，靜觀其變。”在他看來，臨川的民辦學校很少，而且也不具備和公辦學校競爭的實力。

    他說，一旦复讀生只能到民辦學校就讀，學生的開銷肯定會增加，花費更多，“因為民辦學校是以贏利為目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師表示，其實，公辦高中禁辦复讀班的禁令早在2002年就已存在。在當年下發的《教育部關于加強基礎教育辦學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中，教育部明确提出，為擴大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從2002年秋季開學起，各地公辦高中不得占用學校正常的教育資源舉辦高中畢業生复讀班，也不得招收高中畢業生插班复讀。

    “但事實上，很多地方都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很多家長和學生只信賴公辦學校，民辦學校的師資力量比公辦學校相差一大截。”這位教師表示。即使禁令必須實施，复讀班也能夠以“借殼”的形式出現。

    他分析說，复讀生數量不斷膨脹的背后是利益的驅動。在這些复讀生中，雖然那些高分學生可免收學雜費，但一些低分的复讀考生要交納少則數百、多則上万元的補習費用。

    在儲朝暉看來，行政措施作為手段之一可以采用，但僅靠行政措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從用人机制上解決問題，高考复讀就很難得到根本的解決。

    還有專家指出，在复讀現象背后，是更為擁擠的高考獨木橋和愈顯稀有的优質教育資源。

    毫無疑問，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