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慧 上海报道“未来消费增速的下行压力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日，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
“我个人觉得，目前市场对于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预期基本一致，但还未足够意识到未来消费增速的下行压力，例如当前汽车消费增速已呈现较快下降趋势。”程漫江表示，2018年消费增速下降幅度没有基建投资那么明显，主要是由于油价大幅攀升后对消费名义增速的贡献较大。但细分到各个子板块来看，除了服务业增长较快外，绝大部分的消费细分板块都出现了增速放缓。考虑到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对其它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作用，需对明年消费增长形势保持警惕。
消费增速面临较大压力
程漫江认为，如果未来地缘政治进一步激化，原油价格还存在进一步上升空间，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范围较大，明年可能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考虑到过去几年经济转型调整后，消费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未来如果不能进一步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出台鼓励消费的措施，消费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薄弱环节。
面对消费增速的放缓，程漫江认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减税已刻不容缓。对于企业来说，考虑到当前实际征缴力度上升，建议未来进一步减并增值税率，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对于个人来说，在如何推动个人可支配收入明显较快增长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政策空间。目前个税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起征点，下一步在落地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项目、金额和计算过程等方面，还存在政策发挥空间。
“企业和个人税赋的减免可以提高消费的中坚力量，三十到四十岁左右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构成支撑。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待改革。一方面，公积金制度是影响企业职工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公积金制度的运作模式有待改进，运营效率有待提高。”程漫江表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个时点提出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符合预期。“整体来说，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开放的过程相对复杂，程度有待深化，如何探索金融市场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将成为未来5-10年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当前全球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程漫江表示，今年五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对相关投资采取的收紧政策，一部分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也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反腐败、反洗钱等监管需要。从长期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大量企业确实存在对外投资、兼并重组和在外建厂的发展需要，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必然趋势。
投资者焦虑情绪较为突出
程漫江认为，今年股市表现情况不太一样，是在估值已经处于国际平均线以下的情况下，还继续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6年底的166%下降到2017年底的160%，流动性环境收紧成为股市下跌的导火索。尽管8月以来流动性环境改善，但股市仍继续下跌，这其中，预期是影响资本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
“从我们接触到的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来看，他们的担忧都比较一致，就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摩擦该如何应对，会采取哪些措施以及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程漫江表示，纵观过去十几年资本市场表现，今年投资者情绪的焦虑程度较为突出。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如果投资者普遍焦虑，市场很难说真正见底了。
今年二季度资本账户净流入近30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净流入超过600亿美元，这说明国外机构投资者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在逐渐增持A股。A股当前是全球股票市场的估值洼地，近期又成功被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这些都是积极迹象。因此，A股下跌总体还是投资者的预期问题。“决策者需要向投资者提供更清晰的政策信号，当前已经形成了对经济逐渐走弱的一致预期，但未来要让大家看到政府的决心，特别是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程漫江表示。改革开放40年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要注重与市场沟通的有效性，让投资者充分理解政策的要点和核心。
中美关系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程漫江还分享了她对中美经济关系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看法。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在“911”后开启的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和减税刺激政策，激发了美国家庭部门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庞大的消费需求和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供应，实现了紧密的有机结合，使得中美经贸利益深度融合。其间，中美双方经济均快速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06年前实行固定汇率，货币政策周期基本同步。
2008年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断了全球经济扩张进程，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危机后，美国家庭部门迅速去杠杆，杠杆率从2007年底的98.5%下降到2014年底的80.2%，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企业资本开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再度上涨。其间，美国再度引领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及应用，页岩气、新能源、3D打印、新一代信息通讯等新技术产业化，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加快了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调整的进程。但在后危机时代初期，中国内需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和投资拉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扩张，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中国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危机前中美两国高度互补的合作模式发生转变，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态势逐渐显现。其间，中美货币政策周期也不完全同步。2010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开启升值周期，中国货币政策开始更强调对国内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独立性有所上升。
2014年后，中美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分化加快。美国经济经过危机后的调整实现了稳健复苏，货币政策逐渐向正常化趋势调整，2015年底开启升息周期。中国经济结构加快从投资向消费转变，在直接经济利益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下降，在部分新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竞争态势较为明显，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中国货币政策更为独立，更关注国内宏观经济的表现。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标志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认清和找准自己的定位，虽然中美之间经济利益的互补性逐渐减弱，但中国需要坚定维护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更深入地融合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向全球一致认同的市场规则和秩序靠拢，以“国际语言”捍卫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在这一基础上，中国需要继续加快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