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垂千秋 情满江城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今年12月26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从1918年至1974年，毛泽东先后40余次来到湖北武汉，从事革命实践，进行社会活动，有力地指导、推动了湖北武汉地区和全国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在龟蛇两岸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一

　　1918年8月16日，毛泽东带领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学生到北京，中途路过武汉，第一次踏上江城的土地。此后几年间，他为寻求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东奔西走，曾几次停留武汉，建立起湘鄂两省先进知识分子和党组织之间的联系。 　

　  1926年底至1927年8月，是建国前毛泽东在武汉居住最长的一段时期。他在大江之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历史剧变。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虽然还不起决定作用，但已颇有影响。他顺应和推进革命潮流，在斗争的风浪中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胆略气魄。他是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勇敢探索者和开拓者。他在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面的革命实践以及所能达到的理论成就，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

  　毛泽东在1926年底时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席卷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欲在汉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以就近指导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的农民运动。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特别会议。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于12月17日离开武汉前往湖南，深入到如火如荼的农运斗争第一线调查研究。1927年2月中旬回到武汉后，他根据考察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提请中共中央采取新的农运路线；并用几天时间，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力作，尖锐地批驳了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用饱蘸诗情的笔，向世人描绘出一幅气势恢宏的中国农民斗争画卷，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支持农运，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3月，他参加了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邓演达等共同起草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强调农民的土地问题乃国民革命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历时一个多月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言，坚决主张从速解决土地问题，具体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原则、方法和步骤。在此前后，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了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决议案，为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1918年的毛泽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不仅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农运工作，指导全国农运。他在武昌亲自举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负实际主持之责，为全国17个省培养了800多名农运骨干；他力主严厉制裁制造屠杀农运干部的“阳新惨案”的凶手，坚决支持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提案；他派出中央农讲所300名学员星夜驰援麻城，配合国民革命军平定反革命暴乱。在领导中共中央农委、组织全国农协、主办农讲所等实际工作中，毛泽东表现出已熟练掌握开发蕴藏于中国民众之中巨大能量的方法，显露出日后成为挥手就能搅动历史风云的政治伟人的优良素质。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相继发生，革命已遭到部分失败。严酷的斗争现实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当6月上中旬中共党内开始酝酿在湖南发动农民暴动、恢复湖南的革命局面时，毛泽东临危请命回湖南工作；并召集被迫来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求他们回到家乡，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迅速赶赴湖南，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主持湖南省委工作，很快作出恢复组织、集中工农武装、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部署。在7月4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应召回汉的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当时中共党内讨论拿起枪杆子到哪里去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上山”之路无疑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刚刚经过改组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南昌起义、湘鄂赣粤秋收暴动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在汉拟定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明确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就领导权问题、农民运动、武装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且包含着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毛泽东在把握革命斗争和中国社会的特点上，在对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分析认识上，远远高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为党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二

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左二）等陪同下视察湖北。

　　1953年春，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于建国后首次视察南方，第一站就来到离别26年的白云黄鹤故地。此时，全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毛泽东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次视察中，他几次与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负责人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以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座谈，详细询问武汉市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等方面的情况。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他充满激情地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党提出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对武汉的工业建设，尤其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十分关心。武汉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批准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新型钢铁联合企业，是当时工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点关注。1954年春，他同意在武汉青山地区建立钢铁厂的选址意见，此后又多次了解武钢建设的进展情况。他急切盼望着共和国的新钢都早日流出铁水，特地把从广东带来的芒果款待武钢负责人，从而留下“你们吃芒果，要吐出钢铁”的一段佳话。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兴致勃勃观看了武钢一号高炉出铁，给武钢工人以极大的鼓舞。武汉重型机床厂是我国制造重型和超重型机床的大型骨干企业，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有着重要地位。1956年6月2日，毛泽东直接听取了武重厂长关于工厂规模、建设情况、主要产品以及生产准备工作的汇报，并提出要到厂区看看基建情况；1958年9月15日，又亲临已投产的武汉重型机床厂视察。武汉长江大桥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得天独厚地领略到毛泽东的厚爱。从武汉长江大桥选定桥址，到正桥全面施工，一直到大桥建成，毛泽东曾三次亲临大桥工地视察，并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留下了“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美诗句。

　　在武汉，毛泽东还先后听取过裕华纱厂生产建设的汇报，参观、视察过武汉国棉一厂、武昌造船厂以及武汉地方工业品展览，充分肯定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精神；在会见武汉市5000多名科技工作者时，又勉励他们不断进取。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和对武汉工业建设的重视和指导，成为武汉人民奋勇向前的巨大精神力量，直接促进了武汉这一华中最强大的重工业和制造业基地的形成，奠定了武汉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通过武汉和其他地方的建设，新中国逐步建立起基本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速了我国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化。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1958年全国掀起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12月，毛泽东连续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文件，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为纠正当时工作中的失误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身错误的郑重态度，至今仍然富有教益。会后，毛泽东在接见湖北省、武汉市的负责同志时谈到农业、工业调整等问题时说：过去知道稼穑之难，不知工业之艰难，不知运输之艰难，现在才慢慢地了解这个问题。

　　毛泽东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夏季在武汉第一次横渡长江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住一两次。他对湖北的焦枝铁路、襄渝铁路、江汉油田、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和长江治理与开发等一大批重点工程、企业的建设十分关心，在汉居住时期多次亲自过问，直接指导。他在这里进行调查研究，思考国内外大事，起草过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和《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重要文稿和批语，处理大量中央文件，主持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1974年秋，四届人大即将举行，毛泽东为遏制“四人帮”夺权的阴谋活动，于10月4日在武汉向北京发出了一条明确指示：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东湖梅岭这幢普通的客舍里，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就这样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救星，毕生热爱人民、关注民生。他在武汉会见过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1953年建国后第一次到武汉，他即要王任重找来汉口交易街街长陈光中，详细询问了街道工作的方方面面，听得津津有味。他对陈光中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很有意思。你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中，特别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1956年6月1日在视察武汉国棉一厂时，他指示厂领导：“要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1958年4月，毛泽东到老通城酒楼吃饭。他一到酒楼就走进厨房，同各位师傅打招呼，道辛苦；接着又看了职工宿舍，并嘱咐酒楼的负责人一定要关心职工生活，注意大家的身体健康。1952年，党中央决定实施荆江分洪工程，毛泽东对这一关系到武汉和荆江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工程十分重视，他不仅亲自审定签发了有关文件，同年夏又亲笔题字：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毛泽东心系江城人民安危，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武汉。在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欣然为武汉防汛纪念碑题词。

　　毛泽东在武汉进行了多项外交活动，先后会见过金日成、蒙哥马利等兄弟国家的元首和国际知名人士，广交天下朋友，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在武汉，毛泽东开创了到长江游泳的伟大壮举。11年间到长江中流击水18次，尽情享受“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乐趣。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的高龄在长江畅游一小时零五分钟，流程近30华里，在长江这一中国第一大河的历史上留下了壮丽的诗篇，给世人展现了渴望挑战、搏击风浪“胜似闲庭信步”的伟人风采。 

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一厂。

  三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探索的一生。他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在湖北武汉的学习生活、斗争活动、工作实践和领导业绩，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断，但都是一些令人永远难忘、光彩熠熠的篇章。从这些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思想工作方法上的鲜明特征和独有的个性魅力。

　　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是大革命高潮时期中共党内唯一深入实际全面考察中国农运的领导人。当武汉的各界要人忙开会、忙演说、忙宴请之时，毛泽东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调查研究加深了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和中国国情的认识，帮助他透过纷繁的现象接近和抓住事物的本质，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建国后他在武汉多次与各方面负责人及群众代表座谈，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实地考察，以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情况，国家工业化建设、农业生产的情况。对于大跃进时期全国钢铁产量的指标，他心中无底，曾顶着滚滚热浪驱车80公里前往大冶铁矿，亲自查验武钢的“粮仓”。也正是在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对“左”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新探索。

　　独特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务实作风。毛泽东是开创新历史的革命实践家。大革命时期他在共产党、国民党内部都身兼数职，夙兴夜寐，尤重力行。他参加国共两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亲自参与许多重要文稿的起草审定工作，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协及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建国后他在武汉同样是为国家大事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东湖梅岭一号的灯光常常彻夜不息。卫士长见他日夜操劳，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劝他保重身体，毛泽东却说：“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独立地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具有非凡的独创性和前无古人的政治理论勇气。他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原则和中国革命最终依赖农村的国情认识结合起来，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农民革命；他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现成模式，在武汉大胆地提出了“上山”的思想，并最终带领全党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建国后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艰苦探索的时期，在经过建国前漫长的军旅生涯成为执政党的领袖后，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以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他又及时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他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往往为总结教训、寻求理论创新铺平了道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是对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艰难探索所取得的正确经验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其失误和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27年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到他历史眼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风范的崇高。他为中国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与世长存，泽被后人。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开拓者。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到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这些理论上的传承和创新，充分展现出中国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美好前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要学习以他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励精图治，团结奋斗，使毛泽东生前十分热爱和关注的武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