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导演拍摄时，始终会受一个问题的困扰：到底是亦步亦趋跟随好莱坞式的风格，还是坚持自己的叙事方式。这问题目前基本等同于：是票房重要还是自己的艺术追求更重要？《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选择了后者。

　　据说在重庆，《可可西里》上映了四天就被撤下，在武汉主要院线的各影院，《可可西里》也只是每天排上两场就作罢。在《2046》、《新警察故事》的双面埋伏下，陆川评价自己的《可可西里》就像是扎在惊涛骇浪中的一颗钢钉，这话语着实显得有些悲壮，却也透露着自信和无悔。

　　本来以陆川的功力，拿着《可可西里》这样的好题材，满可以如正在北美盛行的国产武侠“大片”那样，以如画的风景，给观众开一桌丰富的“视觉盛宴”，可陆川没有那样。

　　他的镜头语言朴实平淡，甚至带着些粗砺――雪山、黄沙、湛蓝如镜的可可西里湖，可可西里有的是壮丽苍茫的好景致，然而电影并没有突出表现这些“冷酷仙境”，没用一名旅游者的猎奇目光去饱餐可可西里的秀色，而忽略了生命的艰难。《可可西里》站在巡山者、普通藏民还有那些偷猎者的视野去反映可可西里的“原生态”――空气稀薄、遍地流沙、植被稀少、气温长年在零摄氏度以下，这儿是真正的“苦寒”之地。电影正是通过展示可可西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才含蓄地显示出故事细节中震撼人心的力量：狡猾的偷猎者利用普通司机在厚厚的棉大衣中隐匿羚羊绒，企图逃避巡山队员的搜查；巡山队员在追捕途中干粮吃尽，日泰队长无奈释放了被捕疑犯，忍疼留下了抛锚车上的队员，最后如苏武牧羊般，为维持体力，食生肉、餐冷雪。可可西里这片荒而寂、偏且远的土地上，藏羚羊的守护者同猎杀者、正义和邪恶的唯一区别也许就在于――有人因为贪婪、有人为衣食所迫，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信仰，而另有些人，却竭力地坚持住了。

　　擅长写剧本的陆川，在《可可西里》的第一稿中，将尕玉的身份没写成电影中“北京来的记者”而是秘密警察。巡山队员、偷猎者、警察，陆川最终放弃了这样很能增添电影情节的繁复曲折、使人物冲突更激烈微妙、更“好莱坞式”的角色设置，而采用了记者这样客观的角度、以白描的手法去开展故事。没有了精彩“看点”的《可可西里》失去了成为一部精彩的警匪片的机会，它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朴素平直的纪录片，它描写的英雄不是威风八面，无论形势怎样严峻，每每都能化险为夷，以胜利告终。《可可西里》中的巡山队员们都有着寻常人的面目，对残忍的偷猎者，他们会愤怒地拳打脚踢；缺枪少粮，他们会违背良心违反法律出卖少量皮子维持生计，将追捕进行到底。

　　影片起始便是一名巡山队员牺牲在盗猎者无情的枪下，而满载补给、满心喜悦期待着与巡山队会合的刘栋随后也没有俗套地成为勇敢的救难者，他陷入流沙，覆没了头顶，广袤的黄沙下，泛起了一缕烟尘后便消失无影，电影镜头如工笔勾勒，精细地描画出刘栋起初惊愕莫名、继而奋起挣扎、最后眼角渗出泪珠、无奈仰天长叹的诸般神态，让观者的眼泪没流到脸上，全流进了心里；影片终了，队长日泰在冷枪中如殉道士般倒下，整个故事蓦然煞尾，一如海明威的利笔，冷峻而突兀。我的脑子那一刻尽回荡着日泰在剧中的一句台词，“看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都很脏，可他们的心是干净的。”

　　电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票房，是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即便这生活离我们不是那么切近，而存在于别处。相信每个有抱负的导演都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守得住。可可西里的美丽只有真正热爱她的人才能领略到，电影《可可西里》也是一样，它让我们领略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坚韧的精神，这精神是日泰队长和他队员们的，也有陆川和他剧组的一份。（记者 黄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