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月：直爽爱笑的北方妇女

    章启月性格鲜明。成功的女外交官、严肃的新闻发言人、操劳的妻子和母亲、直爽爱笑的典型北方妇女、职业风光下低调保守的个性，每个角色、每个侧面都那么清晰，同时又不可思议的统一……12月，章启月卸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职务，并将于明年赴任比利时大使。

▲对镜梳妆

章启月办公室的门上吊着的行踪指示牌。

    经历

    “我和父亲一起只有六七年”

    “其实，出生在外交官家庭，并不是件很优越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您父亲章曙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之一。197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1995年，您也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您的影响是否比较大？

    章：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出身于一个外交官家庭，走的道路很顺。其实，出生在外交官家庭，并不是很优越的事，而且还是很不容易、艰苦的。

    我父母在我3岁时就出国了。父亲在伊拉克任职前后有10年。文化大革命时，我跟母亲到江西干校呆了两年多，那时我是10岁到12岁。其他时间，小时候，跟奶奶住过一阵，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经常换。那时外交官的孩子都是那样的。

    所以我的经历挺丰富的，这些对我的性格、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认识我的人都说没想到我是家里老幺，我是老四，因为，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这是因为从小家里没人惯你。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跟父亲真正在一起，把零星时间都加起来，可能也只有六七年。在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又出国工作了。他去世时，我没能再见他一面，为此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

    说起影响，我父母跟我在一起时，一般不大谈工作，我父亲也不太爱说话，所以说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在纽约做小留学生”

    “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时，我确实很紧张。”

    记者：您小时候到纽约做过两年小留学生，在“小红房”学校上学，能给我们讲讲那时的故事吗？

    章：我十四岁半那年，第一次去了美国。可以说是个挺大的变化。他们那种上课方式，属于比较寓教于乐了，上课可以随便坐，躺着都可以，很自由。但是，最艰难的还是语言这一关。因为，我去的时候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我出国前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所以去了美国后，完全像聋子、哑巴。有半年时间，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们又住到美国人家里。当时我住在纽约黑人区，房东是我们“小红房”学校的老师，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这两口子人非常好。我每天上学都要坐地铁。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声音特别刺耳，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时，我确实很紧张。

    记者：您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章：没人知道当初究竟为什么组织一批小孩到美国去学习。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与中国联合国席位被恢复有关。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了，所以要进一步培养外交人才。当时，据说是毛主席说过，“外语应该从娃娃抓起”。

    1973年时，我父亲已进入联合国工作了。当时我父亲是第一批派驻联合国的官员之一。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然后外交部就开始考虑，看看几位国际职员有没有这么大的孩子。1974年我被派往美国学习语言。

    “为考联合国译员班和父亲吵架”

     “我不停地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爸是坚决不松口，就说‘不行！’”

    记者：从美国回来以后，您的英语达到什么水平了？

    章：说起话来比较地道，但实际上根基是不行的。因为我没学过语法。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回来在北外的3年打的。

    记者：后来在读大学时考联合国译员班，是您去报名的，还是学校让您去的？当时您已明确了做外交官的目标了吗？

    章：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是1979年开始第一次招生，当时我大二，班上除了两三个人，全都报名了，我也特别想报。当时觉得做同声传译很有挑战性，而且又到联合国去工作，这个机会很难得。为了这事，我还和我爸吵了一架。我爸坚决不让我报名，因为他知道我在美国学的英语不扎实，所以就说你现在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应该在北外好好把基础打好。我记得，那个休息日，我从学校回家，从进门开始，就不停地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爸是坚决不松口，就说“不行”。我还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孩子，不让报就算了吧。

    后来发现我爸其实还是对的。因为即使报考，第一年我肯定也考不上。第二年，我又提出来报名，我爸就没再反对了。

    记者：那你们班第一次去考的，后来有多少人考上了？

    章：考上两三个吧，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丈夫。不过那时，我俩还没那关系。（大笑）

    工作

    “我没有形象设计师”

    记者：在今年六方会谈时，您每天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着装似乎暗含玄机：当会谈进展顺利，您穿亮色，比如绿色和玫瑰红色；当会谈出现波折，您选择藏青等素色。您有刻意着装吗？

    章：倒也没有特别刻意，但是每次选择的穿着跟发布会的主题多少有点联系。如果那天有悲剧发生，比如前几天阿拉法特去世，我肯定要选择穿深色的。也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主题，我只是想自己提提气，比如天气不好，人也就挺没精神的，就穿得鲜亮一些或颜色浅一些。

    记者：您有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章：我有一些朋友会给我当形象顾问，但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

   “熟悉我是因为中国说话世界要听”

    记者：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发言人，除了您，还有美国白宫发言人……

    章：中国发言人现在比较受到国际关注，其实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今天国际地位的提高。

    外交部的发言人机制始于1983年，到我是第18位了。但是好像我们最近几位发言人才为大家较熟悉。这只能说明以前中国的国力没那么强，对于国际活动的参与度也没那么深。而今天，中国说的每句话都被世界仔细地听取。

    记者：您有没有遇到过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章：现场总有你想不到的问题和没准备的东西。但在这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发言人又是代表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我可以说，即使出现那些情况，也需要根据我们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快速地作出反应，还要做到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没准备。

     “中美撞机那次发布会很难忘”

     记者：6年的发言人生涯，让您最难忘的新闻发布会是哪场？

    章：中美撞机那次我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次我们有了一个突破，就是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

    当时美国辩称是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动作莽撞才导致飞机相撞。于是我们就拿出录像带，在记者会上放，还放了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生用心和不用心，很不一样”

    记者：请谈谈您在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

    章：那几年对我很重要。我在纽约3年，然后到日内瓦1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争，看他们讨论尖锐的问题。

    做同声传译，很多人觉得很神秘。现在想想，做同传和做发言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能不能做好，并不看临场发挥，而是看你事先是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你首先对今天要讨论的议题熟悉，甚至对每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即在他没有张嘴前，你已经知道其基本立场是什么，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记者：这给您做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做了铺垫。

    章：对。就像我老跟我的同事们说，你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用心。其实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用心和不用心，就很不一样。

   生活

     “最大享受是和丈夫下厨做饭”

    记者：工作之余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章：我这个人还是属于比较热爱生活的，有很多爱好，但没一样精通。我是属于体育型的，打篮球、游泳，各类玩的我都挺喜欢。然后，听歌也喜欢，跳舞也行，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这都挺爱好的。（大笑）

    记者：一天紧张工作后，您通常怎么减压？

    章：下了班尽量不想工作的事儿，回家路上我就想做什么菜。回家后要是特别累了，就擦地。

    记者：特别累了还擦地？

    章：其实就是脑子累嘛，要做点比较轻松的事，运动运动，出出汗。

    记者：如果现在给您放假一天，您会怎么过？

    章：我会跟爱人聊聊天，做做饭。现在我们两人有时在厨房里一起做饭，给儿子做点好吃的。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有一种家庭的温馨。或者我会和我爱人一起去游泳。有时周末，我们早上一块煮杯咖啡，看看闲书，看看电视。

    花絮

    采访时间几经“磋商”

     章启月工作日没空。周六早上，章启月还要忙工作，她上高三的儿子正在学校上课，同为外交官的丈夫出国公差。下午4时左右，章启月要开车去学校接儿子。晚上，她要去菜市场买菜，平时晚饭多为“凑合”，周六必然要做顿好吃的给儿子补补。于是我们的采访在中午和下午3时间进行。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