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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网（ |
2005-06-14 11: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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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武汉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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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简介：
生鸿飞、庞爱民，二人为夫妻。现共同执教于武汉科技学院。曾一起于2001年、2002年两次考察可可西里，同为“绿色江河”环保社团成员。
“和可可西里一起呼唤！”“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迎着明晃晃的阳光，生鸿飞、庞爱民夫妇为购买《亲历可可西里10年》的读者写下这样的赠言。其时，在场的读者稀稀落落。
这是2005年6月的一天，生鸿飞、庞爱民夫妇在光谷书城为《亲历可可西里10年》签售的情景。对于到场读者不多的事实，生鸿飞、庞爱民虽然遗憾，但并不感到意外，“武汉人的环保意识总体不高，所以他们对一本宣传环保的书兴趣不大。”
原计划两个小时的签售，因场面热度不够，最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收场。“明天，我们将去汉口举办另一场签售活动。”生鸿飞说，他的声音很平静而坚定。说完，生鸿飞和庞爱民相视一笑。
时光倒流到4年前，那时，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当看到藏羚羊欢快地从眼前跑过，生鸿飞和庞爱民也是这样心有灵犀地相视而笑的。
记者孙勇 摄影孔蕾
缘牵可可西里
2000年在生鸿飞和庞爱民的生命里，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9月，同在武汉科技学院当老师的生鸿飞和庞爱民决定报名参加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队伍。
“最早知道可可西里这个地方，是在1998年的某一天，”生鸿飞回忆说，“当时，我和妻子在报纸上看到有一群志愿者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和野牦牛等珍稀动物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也想为可可西里做点什么。”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创始人杨欣（注：杨欣同时也是中国民间环保社团“绿色江河”的发起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由“绿色江河”筹资建成并统筹管理，是中国第一家民间自然环境保护站）2000年在武汉招募环保志愿者的活动，正好为生鸿飞和庞爱民夫妇提供了机会。
当时，湖北省报名参加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队伍的有2000多人，但录取者只有两名。由于生鸿飞和庞爱民夫妇出身理工科，精通机械维修，且懂外语（在可可西里，有可能要和外国科技考察人员打交道），所以最终入选。
2001年2月，生鸿飞和庞爱民踏上了奔赴可可西里的行程，西行的列车窗口外，是他们4岁女儿天真的呼唤和年迈老母亲骄傲的目光。
生鸿飞和庞爱民夫妇回到武汉，仍然关心着可可西里的一切。
两个人的高原
在第一次登上青藏高原之前，对于充满幻想的庞爱民而言，可可西里是一个美丽的梦，她说，“那是我心中的一个圣地，今生非去不可。”所以，庞爱民并不讳言除了当环保志愿者之外，她去可可西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朝圣式的旅游。
湛蓝的天空，一马平川的高原，可爱的珍稀动物……一切和梦想别无二致，在走进可可西里的最初时刻。然而，览胜圆梦的兴奋与新鲜感很快被剧烈的高原反应所取代，接下来的几天，生鸿飞和庞爱民开始呕吐，头疼，睡不着觉。更为要命的是，随着护送人员的离去，生鸿飞和庞爱民夫妻俩不得不面对可可西里的空旷、寒冷与寂寞，设施简陋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就是他们在高原上的“家”。夫妻俩同时来当环保志愿者并在保护站“安家”，这在可可西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但是，在这样的“家”里过日子充满艰辛。首先，由于大气压低，米饭、面条等食物必须用高压锅才能煮熟；其次，由于气温低，大部分蔬菜会冻坏，有时一不小心鸡蛋就会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其三，保护站附近的水源矿物质太多，不能直接饮用，平时用水都是从距保护站几十公里外的不冻泉运来的，极为不便，因此要精打细算地使用；其四，卫星电话的外壳经常冻裂，影响通话；其五，摄像机的电池容量减少到平时的1／10，常常无法对焦；其六，在无风的夜晚，风能发动机就宣布罢工，整个保护站陷入一片黑暗，唯有漫天的如豆寒星做伴……
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生鸿飞和庞爱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沿着可可西里的腹地进行徒步考察，他们忠实地记录着藏羚羊等高原动物出没的时间、地点和数量，作为环保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在高原的“家”中，生鸿飞和庞爱民时刻惦记着武汉的家，每次通电话，女儿在电波那头的哭声都让他们心里发酸，为了让女儿相信“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家啦”，他们不知编了多少美丽的谎言。“由于卫星电话一分钟8块钱，我们不敢多打，所以经常憋着对女儿和老母亲的思念，那种感觉难受极了。”回忆起那一段母女相别的日子，庞爱民忍不住眼眶发红。
一个月的高原志愿者生活很快结束了，告别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生鸿飞和庞爱民竟有些依依不舍。
生鸿飞和庞爱民把他们从事的事业比作“为中国的绿色寻找支点”。
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由于“绿色江河”环保志愿者的不懈努力，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生存问题终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在修建中的青藏铁路甚至为藏羚羊的季节性迁徙预留了“绿色通道”，青藏铁路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生态铁路。而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的构思与拍摄，也得益于“绿色江河”环保志愿者的精神感召，这部充满忧患意识的纪实影片，再一次把可可西里乃至整个中国的自然环境保护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此，生鸿飞和庞爱民备感欣慰，作为“绿色江河”组织的成员，他们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但他们也同时看到，包括武汉人在内的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并没有质的提升，“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事情仍在我们周围不时发生。从可可西里回来的4年多的时间里，生鸿飞和庞爱民在武汉不断地演讲、写文章，为中国的环保事业鼓与呼，2002年7月，夫妻俩再一次重返可可西里，这一次，他们还带去了一支武汉大学生联合考察队。“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我们的长江只有一条，不管是从生存角度还是从文明角度去思考，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唯一的资源，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在坚持，就是希望并且相信，环保的种子会生长在越来越多的心田。”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一次演讲中，生鸿飞这样说。
为了筹集创办中国第二家民间自然环境保护站的资金，“绿色江河”志愿者们决定把他们在可可西里10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进行义卖，生鸿飞和庞爱民也是其中的两位作者。按照计划，武汉是《亲历可可西里10年》签售义卖的城市之一，但结果显然不容乐观。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民间环保事业任重而道远。
生鸿飞和庞爱民把他们从事的事业比作“为中国的绿色寻找支点”，那个支点仅仅在“绿色江河”志愿者的肩头吗？这个问题，需要所有的中国人来回答。
杨欣、秋培扎西（索南达杰侄子、扎巴多杰之子）、庞爱民、生鸿飞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