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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网（ |
2005-07-11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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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武汉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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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篇／董必武
顾问：毛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市委党史研究室
鸣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
址纪念馆
1938年在汉的董必武，已经52岁，是中共长江局领导中年龄最大的。
董必武更多的事情是演讲、写文章，与民众“谈心”。通过这些，将“不像战时状态”的武汉民众动员了起来。
［档案］
人物：董必武
在汉时间：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
在汉主要任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任民运部部长
在汉主要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分管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在汉居住地：汉口安仁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言论］
“没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实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1938年初，董必武分析国民党抗战为什么失利时如是说。
董必武。记者陈卓翻拍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与侨胞慰劳团合影，左一为董必武。记者陈卓翻拍
洪山广场上的董必武纪念像。记者陈卓摄
位于武汉中学内的董必武纪念馆。 记者陈卓摄
■在武昌开端民运
（记者裴道彰）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洗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是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岁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形容董必武，“长期是一副忠厚长者的风范，又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九十初度》可看作对徐焰所言的注脚。
纵览董老在解放前的工作，大多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关。早在上世纪20年代，董必武就在湖北发展群众组织。
董必武致力于民运还有个小插曲：1921年秋，董必武在鄂西参加北伐时有一段失败经历，董在《忆友人詹大悲》中说，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群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
董必武直接从事工人运动大规模宣传组织工作，开端于武昌。1922年，董必武在武汉设立武汉中学附设平民夜校，成了武昌纱厂工人活动的中心，党和团的组织在这块纺织工人基地建起了工运据点。
■批评“武汉不像战时状态”
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组建时，董必武即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民运部部长，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成了董老的主要工作，后来长江局成立的“工委”、“青委”和“妇委”，也属于董必武领导。
董必武在其文章《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中说，自卢沟桥事变后，往来武汉的人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武汉不像战时状态，只有军队的过境、伤兵的就医曾在武汉市面鼓起小小的波纹。
董必武深感责任重大，一到武汉，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此时的董必武，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民运工作经验，他不知疲倦地讲课、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在《新华日报》上撰写文章，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方针，动员广大民众抗战，和蒋介石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董必武还利用国共合作协议，及当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并通过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坚持不懈地沟通和交流，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不少中间力量和进步人士。
■支持成立青年救国团
当时众多抗日团体中，青年救国团是董必武直接倾注心血较多的团体之一。
时任青年救国团组织部副部长的刘玉柱回忆，青救团成立时，董必武亲自到会祝贺。
青救团成立时只有团员200多人，6个月后，即1938年5月，达到8000多人，其中武汉1100多人。6月中旬后，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号召下，青救团发展更快，到7月底，仅武汉就有团员1万多人，加上其他战区共5万多人。
除中华民族解放先锋组织等较早的组织外，很多重要的救亡团体都是在长江局及其工、青、妇委直接推动下成立的。
当时，有个抗日团体叫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纪彝是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基督教徒，曾留学美国，董必武经常做她的工作，后来陈纪彝同意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支持战时服务团的工作。
为了便于联系，董必武还特意安排自己的秘书张维民参加长江局“青委”的工作。
1938年5月1日，武汉三镇8万工人参加群众大会，时任长江局“工委”委员的廖似光上台演讲，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武汉民众的抗日热情，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董老主要负责的民运工作卓有成效。
■动员老友办农村训练班
石瑛是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友，但二人的政治信仰有天壤之别。
董必武初到武汉时，石瑛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湖北省合作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以老相识的身份去拜访他。第一次见面，两人互叙友情，不谈工作，石瑛觉得老朋友可信。作为礼节，一天晚上，石瑛秘密回访了董必武。谈话中，石瑛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持保留态度，两人谈话逐渐切入“正题”。心扉敞开后，董必武抓住时机，向石瑛谈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还谈到如何合作，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
“办个农村训练班，你看怎么样？”石瑛自己提出来，而这正是董必武的想法，他本来就觉得武汉抗战期间农民动员得很不够。
落实很多细节后，在湖北省应城汤池和武昌，共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了35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湖北各县。
办班期间，由于蒋介石的干涉，石瑛曾一度动摇，董必武及时开导老朋友，使得训练班能照常进行。
■抛开恩怨感化夙敌
为做好统战工作，董老抛开了私人恩怨。
董必武来武汉后，一天晚上，他的老朋友郑南宣去拜访他，一进门看见他正和陶钧交谈，很是生气，陶钧走后，郑南宣跟董老说：“跟这种‘屠夫’有什么好谈的，你忘了10年前的事了？”
原来，10年前的秋冬，时任桂系18军军长的陶钧兼任武汉卫戍副司令，他和胡宗铎统治武汉后，大搞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人，连国民党左派也不放过。在短短数月时间，捕杀数千人。
当时，董必武、李汉俊等即是陶钧的重要捕杀对象，陶钧还专门电告国民政府，说董必武“勾结前省市党部共产分子四处活动，请明令厉行清党”。当年12月，陶钧派人将李汉俊等人杀害。董必武由日租界潜入法租界，东躲西藏，后来又化装成轮船水手，才逃到日本。而董必武在红安的老家，则被查封，家人无处安身。
但董必武对郑南宣说，现在大敌当前，作为国共两党，都应抛弃前嫌，共赴国难。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除去汉奸卖国贼，只要他不卖国，都要团结。
后来事实证明，陶钧被董必武感化后，为抗日作出了有益的工作，支持爱国学生救亡图存活动，还介绍爱国青年与冯玉祥见面，与共产党人也建立了一定的友情。
■极度疲倦带鞋进被窝
1938年的董必武已52岁，但这并不影响他废寝忘食地工作。
在同事眼里，董必武工作十分繁忙，或研究工作，或会见各方人士，或勤于笔耕，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一夜不眠。曾经有一次，两位同志一大早去找董必武请示工作，刚躺下不久的董必武正欲起身迎接，却发现只有一只布鞋，另外一只怎么也找不到。四处寻找一阵后，一位同志眼尖，发现“丢失”的鞋子竟然在被窝里。
两位同志不禁感慨万千，原来董必武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后来实在疲倦之极，脱下一只鞋后就带着另外一只沉沉睡着了。
连一贯反对董必武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同乡友人蔡寄鸥也这样写道：“（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薪俸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
现在，董必武住过的位于汉口府南一路（今民主一街）安仁里一号的“董公馆”已成民居；而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原来在二楼住过的房间，则依然按原来的情景摆设着———古朴的书桌上摆着些毛笔，旁边篾书架上的线装书看上去年代久远，其中一本《资本论》尤为醒目。墙上董老照片其目光炯炯，一切恍然如昨。
1986年3月，董必武纪念馆在红安县落成，由徐向前元帅题写馆名。760余件珍贵实物、照片、字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董必武光辉战斗的一生。
毛磊点评：
董必武在武汉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他利用自己是老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元老的关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为武汉抗战贡献了力量，而且为新四军的建立和鄂豫皖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