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38——“武汉活字典”的战时记忆

    徐明庭，78岁，武汉市图书馆“徐明庭工作室”负责人，武汉地方史专家，因其对武汉历史的熟悉，被称为“武汉活字典”。

    这位已届耄耋的老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说话有条不紊、吐字清晰。对于武汉的历史和那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大多已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复杂 地名，他总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2005年8月3日，在市图书馆五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徐明庭点燃了一支香烟，在袅袅烟雾中，带记者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气氛恐怖的岁月。

徐明庭老人在他的工作室里。     记者石一摄

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场景之一。     记者陈卓翻拍

■从半边街到法租界     

    1937年底，我的祖父伯父带着一家人从开封来到了武汉。最初住在半边街（今统一街上段），后来又搬到了特三区（原英租界，北伐时收回后命名），我也从原先的小学转到特三区小学（今北京路小学），那时我刚上六年级。

    虽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但我们感觉敌人离武汉还很远，学校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老师有时会在课堂上说说抗战形势，音乐老师会教很多抗日歌曲。那时候全武汉到处都在唱这些歌，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慰劳伤兵歌》。（说到这里，老人敲着桌子唱了起来：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名誉的伤，躺在这冰冷的床上……）

    日军逼近武汉后，有钱人都逃到了后方，贫穷百姓只能留在城里，像我们家这样的中产家庭就都想方设法往租界搬。

    到了1938年10月下旬，伯父和父亲商量，日军打进来以后很危险，就托人在法租界找了房子。有一天，在银行工作的伯父听同事说日军已经打到团风，离武汉不到80公里。我们一家人连夜就搬到了法租界的吕钦室街（今洞庭街下段）。

    租界的房子特别俏，出现了很多“二房东”、“三房东”。我们家住在一栋外国人的洋楼里，楼上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职员宿舍，一楼是我们和另一家人同住。那家人把走道和后面的汽车房都租了出去。

■参加扩大宣传周     

    1938年4月8日，音乐老师告诉我们，第二天下午武昌要搞一场大游行，武汉所有歌咏团体都参加。回家后我就和父亲说，让他带我去。

    4月9日吃完午饭，我和父亲从江汉关坐船到武昌，参加了扩大宣传周第三天“火炬歌咏日”的活动。（扩大宣传周为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宣传活动，七天共七个主题）。

    那天是星期六，我和父亲从汉阳门下船后一人吃了碗三鲜面，然后就往黄鹤楼走。当时从汉阳门到黄鹤楼的孔明灯平台，码头上、马路上、几十级台阶上全都挤满了人。我和父亲拼命向前挤，也没能挤到最里面。

    会场上到处是宣传画，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还有呼吁群众拥护抗战、支援前线的。

    大家等了几个小时，天渐渐黑了，会场上亮起了很多探照灯，灯柱在空中闪来闪去。郭沫若宣布活动开始，周恩来宣讲了当前抗战形势，田汉带头喊“保卫大武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这类口号，冼星海指挥大家唱起了抗日歌曲。

    唱完歌就开始了火炬大游行。队伍从黄鹤楼出发，打头的是孙中山的画像，很多人举着火炬和小红旗，或者各种各样的灯，还有飞机灯、坦克灯、高射炮灯。

    汉阳门江边停了很多船，游行队伍分出很多人上了船。冼星海、张曙（著名音乐家）、武汉各歌咏队骨干分别在各条船上，指挥合唱队唱歌，岸上的人也跟着合唱。火炬、彩灯绵延不断，歌声响彻云霄。

    我和父亲一直跟着队伍走到阅马场附近，活动一直持续到半夜，但大家都忘了饥饿和疲倦。

■献出父亲一个月工资     

    （1938年7月7日至9日，第三厅在武汉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前线的献金运动，因参与者热情高涨，活动延长至11日。）

    7月8日晚上，我父母在谈献金的事情，他们都说要捐。这时家里来了个爹爹，他问我：“小东西，你是不是也要去献金，准备献多少？”

    我说：“我把‘闷葫芦’（存钱罐）献了。”

    第二天，我和同学在巷子里把“闷葫芦”都打碎了，我记得我的“闷葫芦”里一块一块的大概有二十多个吧，其他就是些零钱。我把钱拿回家，父母看了说少了点，又加了二十多块，凑成五十块让我去献，这笔钱相当于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汉口有4座献金台，江汉关一座，孙中山先生铜像处一座，水塔一座，五芳斋一座，我是在江汉关那献的。

    献金的人很多，把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劲才挤进去。工作人员接过钱，在登记簿上记下了“徐信白（徐明庭父亲）一家捐赠”。

■物资匮乏的沦陷生活     

    10月26日，日军打进武汉，法租界把所有与外界连接的路口都用栅栏封死。日本人打到了法租界旁边的特二区（原俄租界），但没有进来，法租界成了与世隔绝的世界。

    租界关闭之后，日本人就守在路口，没有人敢随便出去。租界里物资匮乏，物价飞涨。

    有很多住在租界附近的穷苦百姓，为了赚点钱，就想法设法把食物运到租界里卖。白天开栅栏的时候，他们把食物绑在身上混进来，把食物藏好。到了晚上，他们就从栅栏口旁边的水沟里钻进来。

    日本人查得很紧，一旦被抓住，轻则痛打一顿，重则抓进宪兵队，丢了性命。

    和我们一起搬到租界的有一家人，买了大量的冠生园的铁盒装饼干。沦陷之前，大家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沦陷之后，他把饼干拿出来卖，赚了大钱。

    后来，自来水也断了，家里买了个大水缸，请人从长江里挑水。水很浑浊，要放进明矾澄上一天才能用。当时大家都从马路上的消防栓里接水，家家大人孩子都去，什么容器都用上了。消防栓水比江水干净些，但还是要用明矾澄清。

    日本人把所有的物资都控制起来了，大家只能买黑市盐，价钱贵不说，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也要挨打甚至关起来。

    我们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父亲就买了很多干蚕豆，混在米里蒸着吃。干蚕豆很硬，蒸之前用水泡一天也不管用，很难吃。我当时吃饭的时候，总是把干蚕豆挑出来扔在桌上。父亲很生气，骂了我一顿，说“现在不是吃滋味，而是饱肚子，以后可能连干蚕豆都吃不到了”。

■日军在武汉的残酷统治     

    日军占领武汉后，在三镇大开鸦片馆，叫做“售吸所”。日军成立了一个禁烟局，但这个机构实际上做的是推销鸦片的事。他们把鸦片从东北运来，然后由禁烟局分发给各鸦片馆，还要给所有的“瘾君子”登记。

    日军的想法是，鸦片不仅从身体上摧残中国人，还能够消磨抵抗意志，谁抽鸦片，谁就是顺民。当时沦陷区里的百姓都要由日军发“安居证”，走在街上，日军会随时检查。但只要出示由禁烟局发的抽鸦片的证件，就不用再看安居证了。

    日军宪兵是很凶残的，经常随便冲进百姓家里检查抓人，家里的米存多了，也会被他们打、被他们抓。当时的百姓编了顺口溜形容日军宪兵队的恐怖：“阎王殿门朝西开，糊里嘛里（武汉方言，意为稀里糊涂）抓进来，各种刑法都用尽，天天都把死人抬。”

    除了鸦片和宪兵队，日军还经常大规模地屠杀百姓。黄陂道贯泉一干山坦教湖是当时日军最大的杀人场，每个月都在那杀三四批人。

    每到行刑前一天，日军用卡车把犯人运去挖沟，沟大概有一人深、比战壕宽一些。挖完了先把人拉回来，第二天再运去。犯人跪在沟边，日军用大砍刀一刀一个，不管死了没有都一脚踢进沟里，然后再拉一批犯人来把沟埋上。

    进入租界后，我就没有上学了。直到1940年，日军和法国人达成协议，租界重新开放，我去了意大利人办的上智中学念初一。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武汉时，炸塌了我们家的车库，一家人搬到了黄陂老家，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