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日本战友

全庆光口述  万强整理

    以反映在华日本人抗战生活的5集电视文献片《呼唤和平》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因抗战期间曾与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日本战友并肩战斗的缘故，该片摄制组今年5月专程到汉，采访了80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全庆光。适值抗日战争胜 利60周年，本报记者再访全老，听他讲述平松和中野的故事——

    1942年10月，我们这批即将从鄂豫边区抗日军政大学10分校毕业的学员，经过层层审核，被选送到新五师政治部举办的对敌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当我们到位于大悟山八个门楼的训练班驻地，刚刚向敌工部的陆诚科长报过到，中午开饭的哨音响了。不一会，只见20多名手拿镰刀或斧头、肩背树枝茅草的人从村外走来。及至走近，才发现他们身着我们一样的灰布军装，又近了一些，听见他们相互之间“咿哩哇啦”地说着什么，尽管声音很大，但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就在我们诧异不已的当口，陆诚问道：“听不懂他们的话是吧？”见我们纷纷点头，他说道：“他们是日本人。”见我们一脸的不解，他又解释道：“是反战的日本人。”

    原来，早在1941年初，一些被俘或逃跑的日本士兵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简称日本反战同盟）。同年4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五师后不久，鄂豫边区日本反战同盟成立，并按当时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列，定为第五支部，平松和中野都是第五支部的盟员，前者还当过第五支部的副支部长。

    在对敌工作训练班学习的大半年中，我们主要的功课是日语，而反战盟员便成了我们的老师。但说老实话，在学日语的日子里，我与平松和中野的接触并不多，但到了前线后，他们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敌训班结业时已是1943年夏天，刚满18岁的我先被分配到第二军分区敌工队，不久又下派到中共云梦县委对敌伪工作部任秘书兼所属敌工队的指导员，平松被派遣与我同往。

    平松当时已年过而立，虽个子较高，但肩背略驼。或许是对日军内部情况比较了解，刚见到敌工部长黄柏青，就自告奋勇地要去给据点中的鬼子喊话。

    平汉铁路线旁有一个叫陆家山的地方，常年驻扎着鬼子的一个小队。由于河对岸是我云梦游击队经常过往的地方，平松便建议对该据点的日本兵进行攻心战。这年9月的一天夜晚，敌工队郑队长和我带领两个班的战士潜到陆家山据点附近，接着平松拿起白铁制成的大喇叭，用日语喊起话来。他先自报家门：“我叫平松，原日军三师团士兵，驻地在浠水，后来因为不满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军队内官佐对士兵的欺压，所以去年下半年逃出投奔新四军······”第一次喊话时，碉楼里的鬼子还盲目地向外开枪，但我们还击后，里面渐渐没了动静。

    此后，平松隔不几天就到陆家山据点去喊话，因为他讲的都是实情，加之我们又时不时地向据点送些慰问品和宣传品，最后据点里的敌人答话道：“只要游击队不打我们，我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光不过河骚扰你们，也不向上面报告。”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紧靠陆家山的游击区果真平安无事。

    新五师的根据地孤悬敌后，因此对敌情的了解显得尤其重要，而窃听敌人的电话就是了解敌情的重要手段。

    我和平松在云梦工作期间，很注重对孝感至花园间日军往来电话的窃听，因为这两个据点不仅离新五师师部较近，而且驻有重兵，所以这两个据点的动静，上级领导都要随时掌握。

    大约是1944年2月中旬的一个雨雪天气，黄部长得到情报，说是敌人有增兵迹象。为证实真伪，他派出一个排兵力，掩护我和平松到孝感城北30公里的肖家港窃听敌人电话。到达工作地点，通讯兵把电线接搭好，平松当仁不让地拿起了听筒。到后半夜，天越来越冷，而平松的胃病恰好又犯了，冷风一吹，胃疼得更厉害，于是他不得不将左手握拳抵住胸口，右手紧握听筒。我示意他将听筒交给我，他没有答应。他事后告诉我，就我们在短训班学的日语，简短的对话勉强能听懂，但要听懂语速很快且夹杂着方言的日语却很难。我估计他当时是怕我误了事，于是我只好守在他身边帮着打下手。

    从半夜11时到凌晨4时，只在他要小便时，我才顶替了他一会儿，其他时间他一直握着听筒，直到截获了敌人欲大量屯兵的情报。任务完成回到驻地，平松发起了高烧，但他窃听来的电话内容则被很快送到了新五师司令部。

    另一位与我并肩战斗的日本战友名叫中野。中野是九州鹿儿岛人，时年27岁，长得矮矮胖胖，生性活泼。1945年1月，因359旅与新五师交流干部，我和中野同时调入八路军南下支队359旅敌工部。不久，359旅南下湘粤，我和中野又同时调到张体学任司令员的鄂南军分区政治部。

    我俩到359旅报到的那天，敌工部为我们开了个联欢会，吃饭时还加菜会餐。中野因为见到了从延安来的反战同盟同乡，非常兴奋，不仅多喝了酒，而且还趁着酒兴又唱又跳，直跳得歪歪倒倒，然后回到住宿地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他不好意思地用日语对我说：“全君，昨天我高兴得过了头，真丢人，哪像个老新四军战士的样子。”顿了顿他又说：“你看我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那玩意了！”

    第三天下午，我们往江南疾行，经黄冈、过浠水、走鄂城、抵阳新，一天一夜走了180里路。见我疲乏不堪，走在后面的中野不由分说地将我身上的背包解下来背在自己身上。快到宿营地时，旅政治部保卫部的邓部长见他身上背着两个背包，便操着江西口音表扬了他，中野先不知其意，听了我的翻译，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

    1945年七八月间，鄂南军分区开赴梁子湖畔，我和中野住在一户老乡家的堂屋里。一天半夜，忽听得这家的一对年轻夫妇吵闹起来，起先是女的大吵大闹，乱抓乱打，男的则一声不吭。后来那男的干脆拖着妻子跑向屋外，上了门口的大堤后，抱起妻子就往湖里跳。中野听见外面的“救命”声后，迅速冲出屋去，二话不说就跳下水去，先救上女的，随后又跳下去将男的救起。年轻夫妇的父母当即跪在中野面前，连连说道：“谢谢新四军，谢谢新四军啊！”这件事不久被张体学司令员知道了，他高兴地对政治部的金铎科长说：“中野真是好样的，他为我们新四军增了光，你们一定要把他的事迹反映给反战同盟第五支部！”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我和中野受命押送10多名日俘到师部集中，张体学司令员专门派了两个排护送前往。随后，我调任警卫团组织干事，中野也留在了师部。中原突围时，中野随359旅突出重围，不久到达延安。为庆祝359旅胜利返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专门接见了全旅的团以上干部，作为日本反战友人的中野也同时受到接见。

    虽然时间久远，过去的事情记得不是十分清楚，但平松和中野这两位日本战友却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