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巴金

    记者万强

巴老在赠给本文作者的《随想录》一书扉页上题字。

巴老正在为本报人物版题写版名。     

    10月17日，“神六”从太空安全着陆。也就在这天，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升入天堂。这位令无数中国人景仰的“人民作家”进入人生最终的憩园，在101岁生日的门槛前，他闭上了苍老但不失明亮的眼睛。

    我是当晚从新浪网上读到这条消息的，那一刻，我的思绪迅即被牵引着，一步步地走近巴老，走进面见巴老时的情景。

    初“识”巴老是在革文化之命的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汉口一元路附近一个名叫义和里的小巷里，一群10岁左右的小学生趁着暑期，几乎天天做着一门特殊的功课———翻过一墙之隔的市人委大院，或爬树，或踢球，或闲逛，如入无人之境。一天，长我两岁的“大块头”骑上墙头后，发现顺着一排红瓦房能攀上一幢三层办公楼的平台，便叫了我同往。两人一前一后，边走边看，居然不见一个人影。双双猫腰走向平台尽头的楼梯间，无意间发现堆在墙脚的几捆半新不旧的书，于是各人慌忙从中抽了一本，塞进汗衫里匆匆原路返回。

    回到家里各各示书，他的那本是《红旗飘飘》，我的是一本《家》。说实话，当时我的文学知识贫乏得要命，无从了解《家》的影响，更难知晓其作者的文坛地位，只是瞄了一眼书皮自言自语：“这本书是一个叫巴金的人写的。”“大块头”闻听此言，半令半哄地说：“巴金的书你们小伢不能看，你看这本书。”虽说他也才不过12岁，但由于年龄和个头都有着明显的优势，我只好极不情愿地将《家》换给了他。

    一晃17年过去了。1985年暮春，黄鹤楼笔会在扬子江号旅游船上举行，我有幸与著名作家萧乾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记得那天船行在三峡之上，萧老向我谈及他所敬重的巴金，我趁隙提起了那件儿时憾事，萧老默默地听完，先作若有所思状，随即弥勒佛似的脸上漾起了笑意。

    笔会结束后大约半个月，我收到从北京邮寄来的一摞书，寄书人是萧老。我仔细拆开那一层又一层的牛皮包装纸，摆在最上面的便是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家》。翻开扉页，几排竖写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赠萧乾、洁若（萧老的夫人文洁若），巴金，七七年十一月。

    《家》“失而复得”，和《家》同时寄达的，还有《春》和《秋》。兴奋之余，我翻到《家》的版权页，上面清楚地注明了此次印刷的日期为1977年11月。直至今日，我仍以为一定是为了使我儿时的遗憾不再延续，萧乾夫妇才将巴老亲笔题赠的书转赠于我。

    转眼到了1994年，我担任《长江周末》人物版编辑，约稿过程中结识了沪上的一位朋友，他不断告知巴老现时的情形，并时常寄来巴老晚年生活的照片和文章。一来二去，我才得知他因工作之故，得以常在巴老身边走动，于是萌生了请巴老题写版名的想法，并且寄去了刊有冰心老人题写的“人物”二字的样报。过了两个来月，也就是这年10月下旬的一天，巴老刚从杭州疗养返沪，那位朋友便将样报递到巴老面前，指着人物版告诉他：冰心老人也题了字。巴老久久端详着冰心老人隽秀的的字迹，感伤道：“大姐有病又住院了。”说罢他将报纸的每个版都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才让人取来软笔和纸，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人物”二字，随即在右下方写下了“巴金题”的字样，最后还很认真地在题款处盖上了印章。朋友写信告诉我，巴老很少题字，近年来只给上海的一本少儿刊物题过刊名。

    转年春节，我打电话让那位朋友代我向巴老拜年时，得知巴老因病住进了医院。不久，朋友寄给我一套书，是巴老的《随想录》。打开第一册的扉页，我读到了11个用黑笔写的字：万强同志巴金九五年二月。看着那熟悉而又略显无力的字迹，我猜想这一定是巴老在病房中颤抖着手写下的。

    一个月后，我到上海约稿时，有意看望巴老。一天中午，在那位朋友的陪同下，我往华东医院走去。路上，我想着该怎样去见这位令人崇敬的老者，是一束鲜花，还是一句问候，或是与老人合影。但当朋友推开7楼一间高干病房的门时，不巧巴老刚刚入睡，很安详的样子。看着他后梳的白发，苍白的面容，深陷的腮颊，几次端起相机，又几次放下，尽管我很想拍下老人的睡态，但又实在不忍惊醒这位年过九旬的老者，虽然这样会留下很难弥补的遗憾。我站在病床边，我默默地“读”睡梦中的巴老，将他的书、他的题字，以及我的那段儿时往事当作背景，让巴老的形象在我心中定格。

    就这样，我一步步地走近巴老，走近他的书，走近他的题字，走近他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