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蒋太旭 实习生欧阳汝丽
汉口胜利街的163号、165号是一幢西式老房子，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所在地，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称此为1927年武汉的“中南海”。以此为中心，在方圆1公里之内的辅义里12号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铭新街13号曾是中
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除此，周边还曾设有中央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妇女部等中央直属机关的办公处所。
如果你走进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一眼就会看到这张挂在展厅墙上的特殊地图——大革命失败前后（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分布图。这张图默默地告诉每一位参观者：1927年的武汉，既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各核心部门的机要重地，党中央在这里开展了一系革命活动，作出了事关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重大历史决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逐渐走向胜利坦途的历史性转折。
岁月流逝近80年。在迎接建党8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缅怀中国革命史上这段风雷激荡的岁月，重访那些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都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历史建筑和遗址遗迹，不禁心潮澎湃，油然而生的，是对我们这座光荣城市的无限敬意……
1927年的武汉，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
1926年底，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革命势力迅速由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1927年初，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党内要求中央机关迁往武汉的呼声渐渐高了起来。武汉发生的事情往往牵动全局，其中很多问题都不是地方党组织所能解决的。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曾对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汉经过作过专题研究。据研究室副主任陈芳国研究员披露：其实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武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早在1年以前，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就曾有过“中央选址问题”之议。会议认为，“中央已不宜留在上海”，指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后，陈独秀不顾在汉的部分中央委员提出的中央机关搬来武汉的多次建议，仍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为理由，迟迟不愿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但是，中央机关迁汉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实际上已逐渐地在实行了。
早在1926年9月，中共中央即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张国焘9月被任命为中央驻汉代表，12月又兼任湖北区委书记。9月至12月，中央先后调彭泽湘、项英、林育南、罗章龙、陆沉、汪泽楷、聂荣臻、李硕勋等充实湖北区委领导力量。在此期间，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亦按照中央指示相继抵汉，以加强工运、农运、统战和军校工作的领导。加上原来即在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蔡以忱、许白昊、陈荫林、李求实、吴德峰等，党在武汉已形成颇为强大的阵容，各项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到次年4月初，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彭述之等大部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已云集武汉，并在武汉与共产国际代表及湖北区委成员一起连续召开联席会议，行使党的最高职权。
迫于日益险恶的政治局势，陈独秀终于在1927年4月中旬来到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王若飞已于4月10日左右到汉，并在现胜利街163号、165号建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妇女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及中央军委等部门也相继迁汉。中共中央的整个迁汉过程以陈独秀于4月16日前后到汉为标志，以5月下旬周恩来率军委部分同志离沪来汉才告结束。
至此，武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领导着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及革命活动。
1927年的武汉，见证了大革命的高潮、失败和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的重要历史转折
“从1911年的辛亥首义，到1938年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武汉虽然数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革命的中心，但真正奠定其在中共党史上重要地位的重要一段历史应该是1927年中共中央迁汉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及中央为此所作的重大决策。”陈芳国强调：1927年的武汉既经历了大革命高潮的洗礼，又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从逆境中重新站立起来继而走向复兴的起点。
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还是收回英租界的反帝斗争；也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还是生机勃勃的革命宣传教育事业，都得到蓬勃开展。陈芳国等专家认为：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的这段历史，在党史和革命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继国民政府之后的中共中央机关迁汉使武汉真正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全国工运、农运及其他革命群众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运、农运、反帝斗争及反对新军阀蒋介石的斗争掀起高潮，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是党的组织得到了极大发展，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大批党员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威望空前提高。1926年全国仅有中共党员1.3万多人，到1927年4月，全国的党员人数迅速壮大到5.7万多人。
三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终止了党内右倾妥协的错误。5人临时中央常委会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作出了与中国革命命运攸关的三项重大决策：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其中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随后在汉口秘密召开的史称“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有史学家认为，“八七会议”在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可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期间还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八七会议纪念馆馆长、研究员赵晓琳认为，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虽然“五大”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
“五大”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首次半公开举行的一次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4月27日在今武昌都府堤20号原武昌高师附小的风雨操场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改在汉口黄陂会馆（今自治街31号）继续进行。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周斌说：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代表批评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妥协的错误，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强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争夺领导权、建立革命政权等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这些正确的方面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大”对党的贡献还在于：第一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将监督机制引入党内；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与“四大”相比，“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增加了3倍多，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涌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党的精英如周恩来等都进入了中央领导行列，这对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1927年的武汉，是我们这座城市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汉，不仅对武汉来说是个历史大事，站在整个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大事。”著名历史学家皮明庥认为，今天我们加深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时期的武汉在党史、革命史上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建党85年的历程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除了上海（‘一大’、‘二大’、‘四大’）、广州（‘三大’）、延安（‘七大’）、北京，就是武汉（‘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中央仅在两个地方设过办公地，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武汉。”皮老强调，武汉的红色资源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地位极高，在城市中堪与上海、北京、广州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应提高对武汉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地位的认识，要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展示武汉的光荣历史和重要地位，唤起广大市民的红色记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增强全社会对这些革命旧址的珍惜与保护。
“虽然中共中央机关正式在武汉设立仅半年时间，但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一处处光辉的印记。它们记载了中共和中国革命的那段重要历史，是一笔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据周斌介绍，目前，我市有数十处这一时期的革命遗址遗迹散布在武汉三镇，有一些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八七会址、农讲所、毛泽东旧居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等，虽然过去了近80年，其他的遗址都还大部分有迹可寻，这是我们城市的幸运。
周斌呼吁：要保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就必须留住这些具有重要历史和文物价值的遗迹、遗址，对这些资源进行充分挖掘、保护和利用。比如，“五大”开幕式旧址及胜利街中共中央办公旧址等规格虽高，但目前仅分别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申报提高其保护级别工作已迫在眉睫。还有几处遗迹及遗址需进一步确认。比如，当时军委设在汉口的办事处遗址就已难以查证。
据介绍，建国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位于武昌的“五大”旧址是幸存的比较完整的历史建筑之一。位于上海的“一大”、“二大”、“四大”旧址及延安的“七大”旧址均被辟为纪念馆对外开放。广东目前已投资8000多万元复原了早已毁掉的“三大”会址，将于今年七一正式对外开放。周斌认为，我们同样应该加大对党的“五大”会址的保护及恢复工作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