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军勇： 欲做慈善先锋

 余军勇在街头宣传慈善业

    7个月前，记者的手机里曾有余军勇的数条短信。他说他要徒步走中国，要沿途发起并筹建一个全国性的 医疗慈善基金，他想让它帮助无数看不起病的同胞，让它成为国内“第一”，他一再催记者帮他打听基金的申请手续。

    那时，他宏大的计划刚刚启幕，他自信，充满着力量。武汉是第一站。接着，他去了广州、福州、重庆……

    上周五深夜，许久没消息的他终于又来了短信。他说：“我在北京，快饿死啦。明天我要找当地媒体帮忙找工作，不然真的会饿死。”他身上只有4元人民币，已窘迫至此。

    30次上演偷渡“连续剧”

    余军勇1978年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大幕乡。农村的家很穷，他得了一种全身性水肿的病，没钱医治。那时，“有钱”是他的最高理想。

    15岁时，余军勇第一次到深圳，在打工时遇到了不少从香港被遣返回来的人。听他们描述那里的生活，他神往不已：“最坏的情况是抓去坐牢，坐牢都是幸福的，每月有几千元收入！”他开始“着魔”一样憧憬香港，甚至憧憬香港的监狱。

    扒车、游水、爬山，余军勇偷渡香港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果然一次次地踏上了那片“神奇土地”，但每次他只呆上两三天就被抓到，然后被送回深圳。

    他哪里知悔，“只想着多赚钱”，上瘾似地重演着“偷渡——遣返——再偷渡”的循环，直到次数达到惊人的30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于2003年11月在香港被判刑三年。

    狱中义工令他萌发“奇想”

    事实上，在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余军勇才知道自己的荒唐无知。“失去自由的痛苦，远远超过每月做工换来两千元报酬的快乐，可是后悔晚了。”

    当时，有许多义工到监狱帮助教育在押犯。一个叫“阿步”的女义工，和余军勇通信，还不时来探望他。“我们什么都聊，她从不指责我，而是告诉我怎么有意义地活着，她让我开始知道，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爱，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

    交谈中余军勇得知，在香港不少企业都设立有私人慈善医疗基金，用于做善事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内地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像香港那样，设立慈善医疗基金，来帮助更多的人呢？”

    去年11月，余军勇减刑出狱。他想让自己的想法一步步实现。他设想：“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一边宣传慈善事业，一边试着游说商家出资赞助。”

    去年12月，他来到武汉，举着自制的宣传牌和宣传卡片沿街行走。“持续了两周，本来还想在一些企业门前蹲点的，没好意思做。”这是余军勇“徒步走中国”的开端。

    为筹善款7个月走遍21座城市

    如今7个月过去了，余军勇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21座城市，至今还在路上。

    这是每天都会上演的一幕：一个瘦小的青年，背着与身材不相称的大背包，扛着“宣传慈善”的广告牌，穿街走巷。他的脚肿着，一张营养不良的脸，常常面对的是人们不解的目光……

    他本人则不以为意，兴冲冲地说着最近的生活，“以前凉快时，我从上午8点出门，走到晚上10点。现在天太热，我早上出门，下午5点就结束回旅馆。一周前，我从内蒙古到北京，又弹尽粮绝了。”此前在重庆时，他在狱中攒下的1万元被花光了，他只好休兵一个半月，在一家餐馆杀鱼，有了点钱后又上路了。

    记者问及善款筹集的情况，余军勇说，向他打听、有意向的商家不少。他依然显得信心十足，“我觉得我已经算成功了，至少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医疗基金。”

    事实上，余军勇的父母、朋友都不太赞同他的举动，因为他们认为：帮助别人的前提是先把自己照顾好。但余军勇不这么想，他反问记者“你说一个人要有多少钱才算够用呢？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没钱也可以帮助人。现在我就比以前好，有精神寄托，有奋斗方向。如果找到工作，干一阵后我还会继续行走下去。”

文/记者黄明 图/余军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