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熙

编者按：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集团余熙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荣誉会员余熙 撰著的长篇纪实文学新著《约会卡斯特罗》，全书30万字，400幅图片，拟于2007年初出版。《长江日报》从12月28日起，连载该著的第一章《约会卡斯特罗》。汉网也同步连载。

1、他的振臂使欢腾淹没赛场

1999年3月29日，一个周一的下午。

我佩戴着由古巴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颁发的“国际记者证”，前往哈瓦那市区中心的“拉美体育场” ( Estadio Latinoamericano )，采访在这里举办的一场政治意义十分特殊的国际棒球赛。

原来，这是古巴与“老冤家”美国之间的对抗赛――“古巴国家棒球队”( Cuba national baseball team )交手于美国职业棒球大同盟“巴尔的摩金莺队”( Baltimore Orioles )！

这次古美比赛，是继1959年古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于40年间第一次派出球队选手赶赴古巴举办的比赛。当天上午在古巴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和众多常驻古巴的外国记者一起争相举手提问，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千方百计去探询和捕捉这场比赛之外的政治信息。各国记者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场比赛颇具“棒球外交”的政治色彩，我也不免将它与1970年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相联想。

素来喜爱棒球运动、将棒球奉为“国球”的古巴人民，当然更是狂热地看重这场比赛。可以容纳十多万人的环型拉美体育场座无虚席。密密麻麻的古巴观众手持纸质小幅国旗，群情激昂，跃跃欲试，十分投入地伸长脖子，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我和新华社常驻哈瓦那记者赵焱女士，被优待安排入座于距离主席台很近的甲级看台。透过高高悬撑开来的安全防护网，我清晰地瞥见，主席台中央的一溜位置正空着。我们猜度：莫非卡斯特罗今天要来？要知道，今天的比赛，堪称敌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总司令的光临，将会大大鼓舞古巴赛手和观众的士气啊。

下午3时，古巴国家棒球队与美国职业棒球队大同盟“巴尔的摩金莺队”的队员同时入场，观众席立即响起了掌声。

突然，“哗”地一声，整个体育场沸腾起来，几乎所有的观众都站立了起来，一个个如痴如醉地大声整齐地呼喊道：“菲德尔，菲德尔……”――古巴人民的精神偶像卡斯特罗主席来了！

时年73岁的卡斯特罗主席，头戴人们熟悉的军帽，身着草绿色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军用皮带，在随从们的簇拥下，步履矫健，气宇轩昂，微笑着大步跨进球场。他在绿色草坪的中央，热情地与美国和古巴两支球队的全体队员一一握手，间或还与球员亲切交谈。

2、拥戴领袖的情绪达到沸点

置身于全场观众掌声的海洋，卡斯特罗面含微笑，举起双手，朝着四周频频致意。

领袖的回应，使得兴奋已极的观众们，如同干柴烈火上又被浇了一大桶汽油，情绪亢奋激昂到了沸点――

仿佛经过高人“点化”过一般，只在瞬间工夫，所有人群竟然非常整齐地轮番起立，十分严谨统一地高高扬起双臂，狂热地欢呼致意后，复又落座……如此循环往复，竟然使得环形看台上密密匝匝的观众人流，不断形成一圈又一圈滚动着的动画巨流。远远看去，偌大之看台上宛若巨浪滔天，汹涌澎湃，且浪头你追我赶，环环相扣，极为壮观。

目睹此情此景，我备受感染，也顿生强烈感慨：这哪里是球迷们在为比赛而欢呼？他们分明是在向自己崇拜的领袖、更是向自己崇拜的理想和信念尽情表达着忠诚和敬仰之意。我不由回忆起1966年百万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迎接检阅的场景，那一张张充满稚气但却虔诚无比的脸庞。

我举起相机，对准卡斯特罗“咔嚓咔嚓”地接连拍起照来。突然，我的身边围拢过来两名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于是朝他们微笑着示意，他们瞥过悬挂在我胸前的记者卡后，立即抽身离去了。

此时的卡斯特罗主席，已经在主席台中央预留的位置落座了。我的座位恰好就在他背后的不远处。我本想多为他再近距离地照几张照片，但他那被半边军帽遮掩的后脑勺，却是我长时间一成不变的注视对象。整个比赛期间，与其说我在看球赛，毋宁说我主要是盯着卡斯特罗的后脑勺观看。只见老卡的兴致颇高，时而与左右官员交谈，并不断爽朗地“哈哈”大笑。每逢古巴队赢球之时，他都要高高举起双手鼓掌。他的正面，朝向球场前沿，而座席背后，则是大面积的观众席，于是便有一大批军警人员双手持枪，两腿叉立站在卡斯特罗身后，背对着他，而面向着密密麻麻的观众群，形成一道严密的人墙，其警卫森严之甚，无以复加。

我自恃胸前挂有官方的“记者证”，遂决定端着相机走到卡斯特罗身后较近处拍照。谁知刚刚靠近他的身后，一位便衣警察便紧贴我的身子靠了过来，不动声色但是用力地将我挤往后边的走道，眼神异常凌厉且不容置疑地示意：“不许靠近！”

我能理解，为什么古巴对卡斯特罗的保安措施如此严厉。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情局和流亡到美国的一些古巴人，一直在寻找、研究暗杀卡斯特罗的“奇招妙法”，然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暗杀行动是成功的。2006年10月，英国一家电视台拍了部纪录片，片名就叫《６３８种暗杀卡斯特罗的方法》。

当晚，我通过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向《长江日报》发回的新闻稿，被刊载于当年3月30日的本报体育版上。

    这场比赛，美国职业棒球大同盟巴尔的摩金莺队获胜。

3、在武汉接到卡斯特罗的邀请

自1999年后第一次在哈瓦那见到卡斯特罗以后的第4年，我又第二次见到卡斯特罗。这次是2003年2月27日的晚上，在北京的古巴驻华大使馆内。卡斯特罗时年已是77岁高龄了，他和我们在一起亲切地交谈、喝酒、吃着古巴的点心，我们愉快地共同度过了3个多小时。

如果说，在古巴见到卡斯特罗的那一次，令我真切感受到了古巴人民是如何发自内心地崇拜、感恩于自己尊敬的领袖；

那么在中国的这一次，则我得以近距离地体察出卡斯特罗人格魅力中的 “磁场效应”，从而领悟到他的性格何以能够摄人魂魄。

还是2月23日的下午，我正伏在长江日报社的电脑桌前赶写稿件，报社编委会办公室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找到我：“报社刚接到武汉市委宣传部的通知，古巴的卡斯特罗提出要会见您。请您于27日到北京的古巴大使馆去参加会见！”

我听后吃了一惊，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循序逐层往上了解。

很快便弄清楚了，武汉市委宣传部是接武汉市政府外办的通知，市外办又是接湖北省政府外办的通知，而省外办则是接的外交部的通知。从北京传来的会见通知，就这样被确凿无误地层层传达到了我本人。

第二天上午，我办公室里和家里的传真机，又分别接收到从北京的古巴大使馆正式发来的、盖有大使馆公章的传真邀请函：

余熙先生：

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将于2月27日晚7时，在古巴大使馆会见古巴同志和部分中国朋友，荣幸地邀请您参加会见。欢迎光临。

古巴大使馆 于北京  2003年2月24日

原来，卡斯特罗是应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于2003年2月26日抵达中国正式进行国事访问的。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他不顾旅途劳顿，就热情地要会见在华工作的古巴同志，以及18位长期致力于古中友好事业中国友人，而我也荣幸地被名列其中。卡斯特罗说，希望利用这次访华机会，与老朋友重逢并结识新朋友。

这18位友人中，有6位是在古巴、1位是在拉美担任过特命全权大使的中国老一辈外交官（他们大多已经离退休，其中年级最大的李善一老大使，时年已逾八旬，比卡斯特罗还要年长），有长期从事古巴研究的学者和从事中古友好工作的专家，有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留学古巴的中国学生代表，有为两国友谊作出贡献的中国艺术家，还有长期在古巴工作过的中国记者代表。

18位中国友人中的17位，均定居于首都北京，只有我一人，是从千里之外被邀，星夜独自赴京以见卡斯特罗的人。

4、五年前画的肖像终当见面礼

离开武汉市之前，我苦苦琢磨，应该带给卡斯特罗一件什么样的见面礼物为好呢？这礼物既不应太昂贵，又须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想来想去，难于定夺。

我首先翻出手头存留的、由市有关部门提供用作外事礼品的金属“黄鹤”雕塑。那是微缩仿制于江城名楼“黄鹤楼”之前矗立的双鹤铜雕，造型原本不错，只是打开盒盖一看，“鹤腿”不知何时竟然断裂成了两截！我失望地放下，只好另觅他物。

我忽然记起，1999年，在我赴古巴访问之前，由于古巴驻华大使馆告知我抵古后卡斯特罗将会接见我，于是我亲笔画了一幅卡斯特罗的水彩肖像画带到古巴，准备送给卡斯特罗作为见面礼。这幅作品，造型比较准确传神，水彩和颜色的感觉都比较理想，当属我的得意之作。

然而，抵古后方得知，会见卡斯特罗的可能性已被一再延宕而变得微小。后来在会见古巴外交部副部长伊莎贝尔·阿连德女士时，我只好将此画原作交她请代转赠给卡斯特罗主席。虽然伊莎贝尔·阿连德副部长当时满口应允，但此事后来却没了下文。我也一直为无法确认此画是否真的被卡斯特罗所收藏而有些怅然。

2001年10月，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余熙走向二十一国（地区）美术摄影作品选》画集里，这幅卡斯特罗的肖像画作品也被收录其中。同年我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余熙走向二十一国（地区）美术摄影作品展览》时，辟出专框陈列了这幅水彩肖像画的印刷品。专程前来武汉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古巴驻华大使阿鲁菲先生和夫人，对这幅肖像画赞不绝口，连称“画得太逼真了。”不少美术界的朋友和社会各界观众，在观看了这幅作品以后，都对这幅作品情有独钟，予以赞赏。

此刻的我突发奇想，何不就将画集里的这幅彩色画像的印刷品裁剪下来，重新装上镜框，带到北京亲手送给卡斯特罗？念头闪过，我也有过片刻犹疑――毕竟这不是原作。

但又想，它原本就是由我亲自创作、并且是专门作为赠送给卡斯特罗的礼品啊，创作这一作品的初衷和它作为礼品送给老卡的性质，实际上并丝毫没有改变啊！

就这么定了！

我于是立即将这幅画从画集里裁下，拿到汉口中山大道闻名的“画廊一条街”，挑选了一副精美的画框将它悉心镶嵌起来。正应了“穷画富裱”的老话，这幅虽然是印刷品的水彩画作，在精美镜框的衬映下，依然熠熠传神，完全不输原作。

    我信心十足地带上这幅五年前画就的、在古巴没能当面送成的水彩肖像画的印刷品，决定这次要在北京让卡斯特罗通过这幅画作，一睹自己在中国水彩画家的笔下，曾经拥有何等风采。

5、守时太准相机安检未归还

我手持嵌有水彩画作的镜框，背上尼康相机和索尼袖珍摄像机，机内还特地安装上崭新的胶卷和数码摄像带，乘火车赶到北京。

按照请柬上写的当晚7时会见的时间要求，我乘坐出租车提前于晚6时半，便抵达了古巴大使馆门前的秀水南街。

我有执拗的“守时癖”――即习惯于力求在前后不超过一两分钟准时抵达约会地点。此时我发现自己到早了一点，担心提前入馆会给主人带来困扰，便刻地找到附近一家饭店小憩等候。谁知这一“准时癖”竟让我几乎要追悔莫及！

7时整。我看准手表，一分不差地在走到古巴大使馆门前。

这条狭窄街区此时已被戒严，不仅荷枪实弹的中国公安干警比比皆是；腰杆挺拔、虎视眈眈的武警更站成长长一排。几名古巴外交官簇拥门前，紧张而细心地辩认着每一位来宾。我刚走到门口，早已熟识的古巴驻华公使白诗德先生便立即扬起双臂，朝我大声喊着：“欢迎你，余熙！”话音未落就热情拥抱过来。我们边谈笑边跨入森严的使馆大门。

我走进大使馆主楼的大门内。这楼于我已相当熟悉。1999年9月，我曾经在这座楼内举办过《余熙走向加勒比美术摄影展览》。后来，我又多次应邀来这里出席过相关活动。

此刻，古巴驻中国大使阿尔维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先生正站在门前迎宾，我们两人业已结识多年，老友相见后发自内心的热烈拥抱和问候，兴奋与友好自不待言。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大使身后原本宽敞的入口处，已被临时用桌子拦设成了安全检查门。几位身材彪悍的古方安全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客人。我手上提着的照相机和摄像机，也立即被古方安全人员悉数收去予以安检。那幅镶嵌在镜框里的卡斯特罗水彩肖像画，被安全人员拿去左右端详了好一会儿后，则被当时归还给了我。

我当然理解并愿意配合安检工作，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将照相设备完璧归赵，不要延误了我对卡斯特罗的拍照。谁知，几个安全人员拿过我的相机后，却转身到里屋安检，长时间不见人影。我焦急而茫然地站立在门厅前，等候他们归还。

忽然，门厅前的人群开始忙乱起来，一个声音急促地传出：“菲德尔已经到了！”所有参加会见的人全被安排进入会见厅内等候。

我的脑子“嗡”的一响，汗水立即下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照相器材此刻被安全人员弄到何处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还给我？更不知道此刻该找谁去索要！

我几乎要请大使出面帮忙了。但见他忙碌得像个旋转的陀螺，又不忍心开口。

    我只能万分地懊恼自己的“守时癖”，今日误事全赖它――要是早一点进到大使馆来，接受安检的时间肯定会从容许多，哪里还会遇有这等烦恼！我充满失望地最后一个走进会见大厅。

6、 “你是古巴人民的好朋友！”

卡斯特罗来了！

身材高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穿人们习见的草绿色军装，而是难得一见地身着深蓝色西服，打着领带，步履矫健地走进会见大厅。古巴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 Mr. Felipe Ramón Pérez Roque )、古巴驻华大使阿鲁菲等官员紧随其后。

一幅令我迄今难以忘怀的画面，蓦地映入我的眼帘――

卡斯特罗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笑意盈盈地一步接一步地向我走来。只见他那浓密胡须所烘托出的狮子般的面容上，两只眼睛所投射出的极具穿透力的光芒，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心灵。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回忆，那眼神的穿透感，就如同刚刚目睹过的一样。

卡斯特罗看着我，微笑着大步上前，亲切地说：“欧拉（“ Hola！”西班牙语：你好！），朋友！”话音未落，两手已经伸出。

“欧拉，菲德尔！”我握着他的手，也立即大声向他致以问候。

陪同于身侧的阿鲁菲大使，立即向他介绍起我的来。大使的中文翻译伊莎贝尔小姐（Mrs. Isabel E. Gil Espinosa ），则以同声传译的频率在我耳畔低声翻译着：

“大使正在向主席介绍，这位就是画家、作家和记者余熙，他说您已经在哈瓦那、北京和武汉举办过四次古巴主题的美术摄影展览活动，为古中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卡斯特罗刚刚听完，立即睁大眼睛，双眸牢牢地注视着我：“哦，你就是余熙同志？我听说过你，很高兴见到你。你是古巴人民的好朋友！”

说着，他像久已熟识的老朋友般握着我的手，眼神充满亲切。

在我的记忆中，在外交场合将我称为“同志”（Compaero）者，好像只有卡斯特罗一个人。我很惊讶他说出“听说过你”这样的话语，我想一定是身旁这位阿鲁菲大使，此前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我也由此知晓了自己何以有幸会被邀请出席今天的见面会。

卡斯特罗继续说：“你为了促进中国和古巴的友好关系，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太好了！我们感谢你的友谊！”

我连忙告诉他：“我要谢谢您的鼓励！菲德尔主席， 1960年，我那时还没有上小学，但开始知道了您的名字。我是从中国人民在街上游行时举有您画像的牌子上，第一次认识您的。”

卡斯特罗听得兴趣盎然，眼神里溢满慈祥的笑容。

我又接着说：“能够为增强中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一些事情，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古巴，更是关注您的新闻。我祝愿您身体健康！”

    “哈哈，你看我的身体很好，不是吗？”卡斯特罗用力摇摇我的手，脸上现出爽朗的笑容。

7、“你应该多去几次古巴”

我将手中的画框展示给卡斯特罗。画中那幅用水彩烘染出的卡斯特罗肖像，双目炯炯，神采奕奕，正与现实中的卡斯特罗两相凝望。

“这是我1999年为您画的肖像画，原作已经带到古巴了。这是一幅印刷品，请您收下它作为纪念吧！”我告诉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双手接过画像，刚一端详，便用力地伸开右手掌，朝头顶方向猛地一挥：“啊！你画得很好！谢谢你，谢谢！”

他复又抬起头来，仿佛自家长辈一般地与我对视着，轻声地感慨：“知道吗？我真希望自己还能再像画面上这样年轻！能这样该多好啊！”

就在伊萨贝尔小姐翻译的当口，卡斯特罗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我，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我隐约听出，他话语中似乎隐含着对自己风华不再的怅惘，那细微的叹谓之声，不正是对倏然逝去的沧桑人生的隽永缅怀吗？

我回忆起自己创作这幅头像时所选用的参考图片，乃是西方当时最新杂志上卡斯特罗的照片。我在画他的头发和胡须时，还刻意地还原于照片上的灰白本色，试图以此与人们所熟知的他那传统的黑色发须颜色相区别。尽管如此，卡斯特罗仍然会觉得画面上的他更“年轻”一些，我不由感到，卡斯特罗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要求，永远就是做一个骁勇善战的骑士。

卡斯特罗双手接过画作，朝我道了一声：“GRACIAS（格拉丝亚斯GRACIAS――西班牙语：谢谢）！”然后交给身后的工作人员。他继续注视着我的眼睛，用对老朋友的语气关切地问：“朋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谢谢您的关心。我现在仍然居住在湖北省武汉市，继续干着新闻记者的老本行，并从事着一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我欢迎您能去武汉市访问，您会看到那里的市民，对古巴人民会多么地热情和友好。”

说这话时，我当然知道他此行但无可能去武汉市，但我仍想传递一个来自中国中部城市的普通市民，对这位国家元首的良好心愿。事实上，在离开武汉之前，我在向武汉市长李宪生先生电话汇报时，他曾嘱咐我转达对卡斯特罗主席的敬意。我此时又转达了市长的敬意。卡斯特罗礼貌地致谢，同时请我也转达他的敬意。

我继续告诉卡斯特罗，自己正在充分搜集素材，计划撰写一部介绍古巴的纪实文学著作。卡斯特罗说：“太好了，希望你的写作顺利，并能够早日看到你的新书！”

在我们即将结束谈话之际，卡斯特罗主席再次握着我的手，问道：“你上一次去古巴是什么时候？”

“1999年3月。”我答。

“喔，已经有好几年了，”卡斯特罗热情地说道：“好朋友，你应该多去几次古巴。我们欢迎你再到古巴来！”

8、对准卡斯特罗我猛揿相机

这天晚上，我与卡斯特罗欢聚古巴大使馆内，一起品尝着古巴著名的朗姆酒和油炸点心。卡斯特罗一直笑容满面。我们愉快相处了3个多小时。

在卡斯特罗进入会见大厅前，中国友人均被阿鲁菲大使逐一按顺序排成单列横队，从门厅口站立，以便卡斯特罗逐一单独地会见。

立于列队前端的，是6位中国曾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和一位驻拉美大使， 80多岁高龄的老大使李善一排头。大使之后的第8位是画家袁熙坤；我紧列袁身侧，居第9位。我的身后还伫立着另9位中国友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拉美所原所长徐世澄研究员等蜚声国际的古巴和拉美问题权威学者，以及首任中国新华社驻古巴的记者、后来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

我看到所有中国友人的手里几乎都握有相机，卡斯特罗在与每一个人交谈时，总有人为其留影。然而，只有我在为没有照相机而黯然！

这时，我瞥见身前的画家袁熙坤手里捏着一个小傻瓜照相机，正四下打量。我灵机一动，立即与他商量：“等会儿卡斯特罗和你交谈时，您愿意我用您的相机帮您照相吗？不过也请您帮我照一下，好吗？”

“太好了！”

袁熙坤喜出望外，连忙递过相机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找不到人帮我照相呢，您这个主意一下子解决了我们两个人的难题！就这么办！”

说话间，卡斯特罗已经进到门厅内，与站在最前端位置迎候的李善一前大使亲切握手交谈，随后又逐一与刘培根、陈久长、汤永贵、徐贻聪、王成家、黄志良等中国前任驻古巴或驻拉美国家的大使交谈。少顷，他走到袁熙坤面前，我立即上前对准他们握手的场景，接连拍照。等到卡斯特罗开始朝我走来时，袁熙坤也急忙从我的手中接过他的照相机，并开始瞄准了我们。

谢天谢地，尽管我的两部相机均被古巴安全保卫人员拿去安检而未及时归还；但幸好我与袁熙坤先生紧急商量在先，袁先生瞅着机会，用傻瓜相机为我揿了两张，总算是留下会见的现场纪念。

待到卡斯特罗与我的会见结束、我俩刚刚握手惜别之后，伫候一旁的古巴安全人员这才“蹬蹬”上前，将我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悉数归还。他还调皮地一吐舌头，摊直双手：“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

尽管相机回到我的手中姗姗来迟，但我仍然不愿放弃如此近距离为卡斯特罗摄影的良机，于是紧随他的身影一路猛拍。为了拍到他的特写镜头，我甚至还将摄像机高高举起。

    由于当晚聚会的性质是一次小范围的亲密朋友之间的活动，而非肃穆的官方外交礼仪场合，因而我频繁而大幅度的摄影举动，居然一直能够得到古巴安全和礼仪官员的宽容（或许是古方官员知道因为安检的延误，致使我摄影被部分耽搁，因此对我此后大举照相的动作网开一面，也未可知）。

9、相机顶在头顶令卡翁吃惊

在会见完中国友人之后，卡斯特罗来到等候已久的古巴在华同胞中间，会见厅顿时出现高潮――激越的鼓掌声雷鸣般地响起，近百名古巴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向自己的领袖欢呼起来。人们依然排成长长的队列，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领袖与他们一个个地握手、交谈。整个接见场景极为亲切而融洽。

我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心底暗自把卡斯特罗会见中古两国人士场景气氛的微妙区别进行着对比。

我感到，他在会见中方人士时，双边都显得非常亲切，但仍不失程式化的外交礼仪。尽管所有中方人士对他无疑都非常尊敬，但由于大多数人是高级职业外交家，言谈举止间仍不免流露出在与外国国家元首交流时本能的拘谨和审慎；而卡斯特罗则也更多地在展现一位享誉世界的国家元首的政治家风度。

而古巴人就不同了。他们每一个人凝望卡斯特罗的眼神，都像睇视着自家慈祥的父亲一般亲切自然；而卡斯特罗更像是自家长辈，是那么饶有兴趣地、亲昵地倾听着晚辈诉说着家常。特别是一些年龄在半百上下的女士们，那一张张布有皱纹的脸庞上，和已被笑意挤成细缝的眼角里，早已全被幸福的欢愉所溢满。她们用力抓住卡斯特罗的胳膊，喋喋不休地倾诉着，极似在古巴随处可见的农户门前，那些正紧攥住自家老人双臂掏着心窝子的寻常百姓家的主妇一般。群众在领袖面前，心灵毫不设防地充满安全感和倾诉欲望；而卡斯特罗则是那么耐心地侧着耳朵，面呈微笑地细心倾听。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卡斯特罗和古巴人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的双臂从来就没有被人松开过，而是一直被不同的人紧紧攥着。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卡斯特罗与古巴孩子们在一起的动人场景。当晚或许只有我这一个中国人拍下这幅照片――因为只有我一直守望着卡斯特罗的行踪，和他亦步亦趋。当我看到一群古巴孩子已被家长们组织起来，准备请卡斯特罗站在中央合影之际，我已经抢步上前，在最佳角度站立并将镜头聚焦。待到卡斯特罗一走过来，我就“啪、啪”地揿动了快门，此时的卡斯特罗虽然一直站在孩子最后的中央位置，但他却老是把头扭到右侧与老师说话，而且一直没有转回过，我所拍的这组照片中，他的头全部是侧面。

只是有一次当我的摄像机被近距离地高举在卡斯特罗头顶前方时，他似乎有点吃惊地抬头观看，见是我在拍摄，便微笑致意，旋又低下头和友人们欢快地交谈了起来。

一位领袖，能与人民的感情深厚到这样的程度，当属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古巴人民对国家元首这种信赖的笑容，恰似家人之间才具有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再三。

10、大使悄然示意我进入内厅

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对卡斯特罗和古巴现政权各种负面的评价和信息，把我的耳朵都灌满了。西方人大简直不理解，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何以会伴随从肯尼迪到小布什一共9任美国总统的更迭而长盛不衰？ 西方政治家们的答案虽然莫衷一是，但似乎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原因：

卡斯特罗已经幻化成为古巴国民的“民族灵魂”。

或许有读者会质疑：卡斯特罗这天会见的古巴人，全都是经过严格政治筛选后派到中国来的官员或外交人员，他们都是古巴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会对卡斯特罗感恩戴德了。

这一念头也曾困惑过我。

但是，当我目睹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融洽场景，细细观察每一个古巴人对卡斯特罗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令人心灵震颤的真实情感，我不得不认同这种群众和领袖关系具有何等的真挚性和自发性。

我不相信，眼前的这一古巴人民与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感，竟然是政治上的做秀，或者是出于某种被胁迫时的自我保护。为什么几十年的千灾百难、风风雨雨，都没能阻挡住古巴这个国家的历史步履；难怪老百姓在祖国最危急的关键时刻，愿意与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同舟共济，共赴国难？正是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的个性感情纽带，构成了国家政权与社会基础的强劲支撑力度。

这么些年，我在欧美的不同国家游历之时，常有机会目睹所在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与本国人民相聚时的场景。大多数场景给我的感觉，均为比较理性的和较有节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不乏尊重或爱戴，但这种感情，常被停留在政治家和民众间那种天然的政治默契这一礼貌层面。两者之间极少具有古巴的这种人身依附色彩异常明晰、情感依赖程度几呈私密化和亲情化的关系。古巴的这种政治关系亲情化的特殊层面，令西方世界难以想象。

我这次和卡斯特罗的聚会，是令人格外轻松而又愉快的一段人生经历。不仅是我本人，我还从非常要好的朋友、已故前驻古巴大使王成家先生、以及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徐世澄研究员、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第一代常驻古巴记者庞炳庵等熟识的老朋友那兴奋的反应中，感受到只要和卡斯特罗在一起，我们中国友人也无不享受着天然的亲切感和自然感。

这时，我忽然瞥见阿鲁菲大使正朝我无声地点头示意，我的心头一热，便赶紧也跟随他，一起进到卡斯特罗休息的内厅来；与此同时，几位中国前任驻古巴的大使李善一、王成家、刘培根、陈久长、汤永贵、徐贻聪，以及前驻委内瑞拉的大使黄志良，也相继步入会见厅的内厅。这里面由于座椅有限，大家便有站有坐地围绕在卡斯特罗身侧。几名体格彪悍、双目炯炯但面无表情的警卫人员，立即叉腿站立在内厅的入口处，不再放人进来。

11、未能挥舞出鞘的“太极剑”

内厅中央的黑沙发上，端坐着77岁的卡斯特罗。卡翁的体质果然健壮。他坚持站立着逐一会见完所有中古两国人士后，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而此时的他，精神仍然异常矍铄而充沛。

卡斯特罗面前的长型大理石茶几上，置放着几瓶古巴的朗姆酒和中国的“桂花陈酒”，还有几碟典型的古巴小吃――油炸甜面。阿鲁菲大使向卡斯特罗发问：“您想喝什么酒？”

“当然是中国的桂花陈酒！”卡斯特罗当即答道。我们几位中国友人全都开心的笑了起来。

站在身后的阿鲁菲大使夫人，连忙将饰有黄红两色酒标的中国“桂花陈酒”，斟满于一个玻璃高脚小酒杯内，卡斯特罗高兴地端起来，一饮而尽。

大家开始与卡斯特罗交谈起来。前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紧靠卡斯特罗右侧而坐。王成家是我的老朋友。他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此前他就告诉过我，自己将要把该社出版制作的健身教材“太极剑”赠送给卡斯特罗。

只见卡斯特罗扭头关切地询问这位老朋友：“您从大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在做什么？”

王成家说：“我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当社长。我社出版了大量国际题材的图书，还有六种期刊。您看，我们社还出版、制作了一种介绍中国健身运动的《中国太极剑》教学读物――”

说着，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质礼盒，里面装有 “太极剑”。

我赶紧拍摄下这一镜头。王成家将纸盒的盖打开，并将一把镶嵌在盒内凹槽里、能够逐层伸展成一米之长的“太极剑”显露出来给他看。他边向卡斯特罗介绍，边用手指抠动着剑身，准备取出来后，将其一把抖展并挥舞开来。（事后王成家告诉我，他当时有个“恶作剧”的念头――猛然间抖出一柄长剑，并在卡斯特罗面前挥舞；一旁的古巴安全人员势必会紧张万分地蜂拥而上，而他此时则会哈哈一笑，岂不快哉？）

我立即伫候在卡斯特罗的左侧，准备在他们舞剑时按动快门――我自忖莫非一幅绝版摄影佳作即将问世？

谁知这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发生了――那剑被嵌在盒内凹槽里非常之紧硬，怎么抠都抠不出来。王成家有些窘迫，一把将盒子翻转过来，在自己的膝盖上“嘣、嘣”地猛叩。谁知那剑仿佛被粘死了一般，任你怎么叩，就是纹丝不动。卡斯特罗此时也急了，连忙弓起身来，也帮着用指头抠动，此剑仍然邪了门似地嵌在槽内岿然不动！

我端着相机在一旁跟着着急，也情不自禁地弯着腰伸出手去帮着抠动，依然无济于事。幸亏一旁的徐贻聪大使比较冷静，他连忙小声提醒：“王成家，快别弄了，算了！”

大家这才哈哈一笑地停止了“忙乱”。

王成家随即将这一礼盒赠给卡斯特罗，说道：“祝您健康长寿！”

卡斯特罗乐呵呵地收下：“谢谢您。我如果健康长寿，美国人就不高兴了。”

12、卡翁误收中国友人“赠书”

中国的老大使们围绕着卡斯特罗，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甚欢。王成家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向卡斯特罗提问道：“总司令，您在1995年曾经访华，如今时隔七年了，您二度访华，有什么新的感受和印象？”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街上行走的人心情喜悦，可见老百姓心情舒畅。”他还特别强调：“在北京，美国的痕迹并不重，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人民是拥有艺术气质的人民！”

王成家又问：“您参加了不久前的不结盟首脑会议，您如何评价这次会议的成果？”

 “成果很大！我们发表了宣言和声明。”

目睹卡斯特罗同中国老大使们的关系如此融洽，我于是提议：“要不就请菲德尔和大家一块合个影吧！”

老大使们高兴极了，全都站立起来。刘培根、陈久长、李善一、汤永贵、徐贻聪、王成家按照左右各三位的位置站成一排，将卡斯特罗簇拥在中央。我接连两次揿动快门，为双方留下这幅珍贵的合影照片。

那天夜晚，我还目睹过卡斯特罗“误收”中国友人一本书的趣事。

我和包括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在内的中国友人，在会见大厅门口列队接受卡斯特罗的逐一会见。卡斯特罗走到伫立门厅一侧的老大使陈久长面前时，陈大使连忙拿出他刚刚出版的《卡斯特罗与古巴――出使岛国见闻》来，准备在卡斯特罗与他交谈之际，请他在扉页上签名留念。没想到卡斯特罗一见到老朋友手中的这本新书，立即高兴地大声说道：“这一定是送给我的吧！”

话音未落，卡斯特罗竟从陈久长手上一把接过书并收留了下来。

陈大使是位老实人，顿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得眼睁睁地把书送给了卡斯特罗，从而痛失留下他签名的良机。

回到武汉以后，有友人得知我当晚拍了许多照片，却没有用我的相机拍一张我单独与卡斯特罗合影的照片；同时，明明有机会请卡斯特罗签名，却也没有这样做，于是深感遗憾地埋怨：“你怎么没想到也同卡斯特罗单独合个影或请他题字签名呢？”

朋友的关切，我当然感谢，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憾事。尽管我早已知道，卡斯特罗的签名弥足珍贵，就连国际拍卖市场也是奇货可居。王成家大使就对我说过，因为卡斯特罗是世界上唯一健在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代领导人，他的签名格外珍贵。古巴高级官员曾向他透露，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古巴国际旅游节”上，一只有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居然拍出了25万美元。

我回答朋友，自己是作家和记者，真实地记录下自己身边值得记录的一切，当属天职。倘若事事都要同时把自己也“记录”进去，那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至于索取“签名”之举，不管对方是谁，我都素来不太热衷，性格使然，仅此而已。

13、像空气般看不见但能感受

卡斯特罗在古巴，就像空气一样，平素看不见，但只要你留意，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在古巴，无论是在城乡街头,还是在老百姓的家里，一律看不到悬挂的卡斯特罗的任何画像、照片或雕塑。卡斯特罗曾经说过：“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判断。”

不过，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与卡斯特罗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两人的画像与雕塑，则是随处可见。哈瓦那的国际机场，早就被命名为何塞·马蒂国际机场；哈瓦那市中心最大的广场，高耸着何塞·马蒂纪念碑，广场一侧醒目的古巴国家安全部大厦的墙面上，则镶嵌着格瓦拉肖像的简笔勾勒出的图案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格外崇拜英雄的国度，国家和人民对于现实生活中原本最为显赫的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却有意识地在公共场合格外低调地予以“雪藏”。我想，这一聪明绝顶之举，大约是卡斯特罗本人的意愿，但它确已得到全体国民的认同和接受――卡斯特罗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和空气。而灵魂和空气平素是无法看见的。

对于整个现代古巴而言，菲德尔是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象征。他的意志和精神，通过长达47年的执政历史，早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被深刻地渗透到人民的血液之中。他不需要把自己的画像到处张挂，而是非常巧妙地把一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像，还有切·格瓦拉的像用来取代自己。这一举措，丝毫没有削弱卡斯特罗在全体人民心目中的位置，相反更令他赢得人民的尊重。

古巴的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形态中，已经过惯了无须操心着急、一切大事小情均有卡斯特罗这个家长作主的日子。所以，当卡斯特罗在数十万人的集会上只要有一个振臂，一声高呼，全场民众便会激昂地抱之以热切的回应，那数十万人一起呐喊的的呼声，震天动地，当属再自然不过的情景了。

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林民忠先生曾向我讲述过他20世纪60年代在古巴留学时的一段经历：

“我和几十万人一起，在革命广场上站立着倾听卡斯特罗演讲。他从傍晚讲起，竟然一口气讲了个通宵，一直讲到第二天的清晨才结束。而我当时只是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次站立这么长时间――共有十多个小时来倾听演讲，两腿实在是酸麻得不行了，又不断地打瞌睡……但我既不敢坐下歇息片刻，更不敢擅自离去。因为一是我们留学生的纪律严明；再者，我身边的数十万古巴民众个个情绪激昂，动不动就跟随卡斯特罗一起挥拳大声地呼喊口号，人人没有一点倦意。我的精神也跟随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地亢奋了起来……”

14、宴请中国贵宾首推“烤乳猪”

1927年8月13日，卡斯特罗出生在古巴东北部奥连特省（Oriente）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主家庭。他的父亲19世纪末随西班牙殖民军来到古巴，定居在奥连特省。卡斯特罗13岁的时候，竟然组织雇工进行罢工，反抗自己的父亲。他经常为家境不好的同学慷慨解囊，而且还因为不满父亲对雇工的盘剥而与其多次争执。

众所周知，卡斯特罗的一生与美国充满恩恩怨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940年当罗斯福第3次蝉联美国总统之时，年仅13岁的小卡斯特罗居然给这位名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蝉联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并且以没有见过美元为由，请罗斯福总统寄给他一张面值为10美元的纸币。不久，罗斯福果真回了信。虽然信中婉转地拒绝了小卡斯特罗的请求，但这封来自美国白宫的信，还是在奥连特省的那所小学校里引起一阵轰动。

几十年来，蓄有浓厚虬髯、常年着一身草绿色戎装的卡斯特罗，身材高大挺拔，颇具阳刚之气。在他那外表粗犷的背后，是多情而温柔、爱好广泛的美男子形象。

有人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总是留着大胡子？”

卡斯特罗答道：“为了节约每天刮胡须的时间。现在这样，每年可以节约90个小时。”

而对于只穿军装，他也有解释：

“这是不必，每天都系领带，只要挑选一件衬衫和一双短袜就行，而且会感到十分自在。”

大半生都迷恋于雪茄烟的卡斯特罗，多少年来都以手夹雪茄的潇洒形象而闻名于世。古巴雪茄也因他而更加扬名全球。不过，从1985年起，卡斯特罗为了健康而彻底戒掉了雪茄烟瘾。他尽管有时会说：“我有好多次梦见雪茄”，但顽强的意志，使他已有20多年未再碰雪茄一下。

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尤其偏爱政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对于别人赠送的礼品，平素总是严词拒绝，但对于赠书则会欣然收下。卡斯特罗还是个电影迷，有空的时候总会看上一场电影当作消遣，他也常出席在古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活动。

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卡斯特罗还会烹饪一手好菜，经他做出的佳肴，常令高级厨师为之叫绝。为了烹饪的爱好，卡斯特罗经常学习他喜爱的菜式。

1999年2月，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古，卡斯特罗不仅亲自主持欢迎宴会，他本人还亲自到厨房检查，按照他对“中国菜”的感受，对晚宴的食谱逐一做了特殊安排。然而，那餐“中国菜”尽管非常丰盛，但毕竟为“中西和璧”所累，餐后被剩下不少。卡斯特罗餐后摇着头，对自己导演的这一“中国菜”宴会并不满意。事后，他征求王成家大使的意见，获悉中国客人最为看好的，是古巴革命宫拿手的“烤乳猪”。于是，以后只要宴请中国政府的贵宾，包括宴请江泽民和胡锦涛，卡斯特罗都会出示这一“保留菜式”。

15、生命长河缘何奔流不息之谜

曾经有位美国作家不解地发问：“人们知道为什么密西西比河奔流不息，但有多少人知道卡斯特罗如何做到了奔流不息？”

我认为，卡斯特罗具有超乎于其他铁腕领导人的个性魅力，使他的强权政治家形象得以有效“柔化”，不失为重要原因。卡斯特罗不愿公开大搞个人崇拜，对民众有着发自内心的亲和力，从来就没有自动地走上神坛，常常还在老百姓中流露出某种讨人喜欢的顽皮气质。

由此，素有政治上强悍著称的他，也时时被人称为是一位“迷人的政治强人”。正是强悍的英雄主义与不乏讨人喜欢的狡黠和人情味相交织，使得他能为绝大多数古巴人所接受、并能赢得大多数古巴民众的爱戴。

巴西女作家克劳迪娅·福丽娅蒂撰著的《卡斯特罗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版），是全世界公认写得较好、并且得到卡斯特罗本人认同的传记。因为卡斯特罗曾专门为她开放了档案。女作家在书中指出：

“有人说，古巴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它发生了；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古巴革命几乎不可能生存，然而它生存下来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和苏联解体了，柏林墙也已倒塌了，卡斯特罗政府却仍然存在。”

原因何在？

作家在发问；我和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国人，还有西方人，也都这样屡屡发问。

从1959年至今，卡斯特罗领导这个位居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47年，他目睹了美国9位总统的轮番登场，也见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早期领袖们的纷纷离世。古巴最初的革命是民族与民主革命。1961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并实施经济制裁，这一举动如同“催化剂”，促成了古巴向苏联阵营靠拢，并推动卡斯特罗在这一年宣布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苏联解体之前，古巴从苏联获得了每年40亿到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一度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之中。古巴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延续，成为全世界目光的焦点。

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古巴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古巴国民经济的GDP指标呈负数增长。那时的古巴大使馆也因经费严重匮乏而捉襟见肘，极少举办活动，外交官们在与我们交往之时，常常不免会显露出尴尬的神色。

到底是卡斯特罗。他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在外交上重点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政策，重新构筑对外关系，特别是发展与拉美多个国家接连上台的左翼政权、特别是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权领导人的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以此扩大生存空间，改善国际环境，拓展经贸合作。其中古巴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中古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各领域交往与合作日益广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古巴在意识形态上的极其重要的政治盟友。

16、拉美左翼政权的精神之父

2006年12月2日，在卡斯特罗的80岁庆典上，虽然主角没有能够到场，但仍然有6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贵宾出席；在卡斯特罗的病房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刚刚当选尼加拉瓜总统的奥尔特加无不身影憧憧，往来频繁。查韦斯曾不止一次地说，卡斯特罗是“所有我们这些革命者之父”；而年轻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更把卡斯特罗称作“拉美所有革命者的祖父”……

卡斯特罗的古巴，已经成为拉美国家左翼政权的坚强后院。在拉美建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团结阵线的命题，已经被卡斯特罗最大限度地多次提及，这使得他在身边簇拥着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作为朋友。

对古巴当前最为关键的援助，来自卡斯特罗昔日的学生和今天的盟友查韦斯。这位宣称要联络全球的反美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联盟”、“为美帝国主义挖掘坟墓”的年富力强的总统，正在以优惠的价格，从委内瑞拉为古巴日均输送石油近10万桶。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古巴因为极度缺油，致使全国的汽车运输几乎瘫痪，从而不得不从中国一次进口了50万辆自行车，此后又与中国合资引进建造了好几家自行车生产厂家。眼下这么多的石油源源输入，对古巴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无异于是在为古巴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输送血液！

卡斯特罗在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的协议规定，古巴可以“零关税”的条件在这些国家购买和销售产品，从而为古巴经济的复苏输入新鲜血液。而古巴则输出它的医疗、教育和体育领域的服务作为补偿。

即便是在古巴经济在最困难的时期，卡斯特罗也没有忘记最大限度地偿还盟友援助的债务。他的性格不愿使自己成为一个“乞求者”。

在他第二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曾经亲耳听到他认真地对中国前任大使们说：“明天我就要去南京的熊猫电视机厂了。我们从那里购买了100万台彩电，现在大部分都已交货。我也按期付款了，一分一文也不少。我想特别强调，中国电视机的质量非常好！”

正是在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做出这样巨大的努力下，古巴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走出黑色的谷底。

1997年，我有次到古巴大使馆，阿鲁菲大使开始面露喜色地告诉我：“我们国家的GDP，现在已经开始有1％的增长了！”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尽管仍然显示出古巴经济增长处于相当艰难的状态，但对于像我这样关心古巴发展的中国朋友来说，无疑已属令人鼓舞的消息了。

2000年10月，古巴大使阿鲁菲携夫人专程飞到武汉，出席我的美术摄影展览开幕式。见面伊始，他就欣喜地告诉我：“今年古巴的GDP增长已经达到6·2％！”这一速度较之前几年简直翻了几番，我听后感到很是振奋。

17、以社会公正政策维护稳定

2006年7月底卡斯特罗病中暂时交权以来，全球、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了这位躺进病房的领导人身上。12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通过《华盛顿邮报》说：“种种迹象表明，卡斯特罗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不是几年。”

然而，古巴社会局势稳定如常，人民的生活依然宁静平和。西方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古巴人民没有趁卡斯特罗病重之际而“揭竿而起”？

古巴在美国47年严苛的经济封锁下，物质生活早已陷入严重贫困之中。而苏联东欧巨变带来的灾难，更使得他们雪上加霜。在严酷的国际压力之下，如果本国的社会公正再出现病态的倾斜，这个社会势必会出现根本性的动荡。卡斯特罗顶住沉重的社会压力，始终努力小心地维护着社会利益分配的基本稳定和公正，这也正是在有效地迎合着古巴社会民众“均贫富”的心理诉求

英国记者托马斯·卡坦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回顾卡斯特罗的一生时认为，古巴之所以能够稳定如常，与长期坚持的社会公正政策有很大关系。卡斯特罗顶住了长达47年的经济制裁，还挫败了美国的一次入侵。他不仅生存了下来，在他的统治下，这个贫穷的加勒比海岛国家所建立的卫生和教育体系，就连富裕得多的国家都会羡慕。古巴人的预期寿命和美国人一样长，都是77岁。尽管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

他还认为：“在世界银行的其他发展指标方面，古巴也得了高分。这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免疫率高于美国。两个国家的入学率大体相当，而且这个岛国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这位记者说：“与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等其他拉美城市形成对比的是，哈瓦那的街头犯罪极为罕见。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卡斯特罗的安全部队无处不在。而且古巴也不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拉美其他国家引起犯罪的根源。”

说到维护社会公平的话题，记得中国驻古巴大使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件轶事――大使认为，卡斯特罗在作出平衡公正决策之际，常常也会备感压力、踌躇有加。

古巴有一种保健性的药片，名为“PPG”，是从甘蔗里提炼出来的药品，曾获“世界知识产权奖”，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被称为“血管里的清道夫”。卡斯特罗本人每天就要吃一片PPG。卡斯特罗曾指示内务部给每位45岁以上的军官，每天配发一粒10毫克的药片PPG。但是，这件事使军队产生了心理不平衡。他的弟弟、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于是提出宁愿用购买的方式，也要将PPG配发给军队45岁以上的军官。军队出钱购买，内务部却免费发放，显然是一种不平衡。为了确保内务部和军队都能感到待遇公正、平衡，卡斯特罗最后决策：两边一律免费发放。

18、社会公正渗透到社会细胞

古巴人的收入不高，但它拥有标准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国家负担了人民最重要的支出，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达到了100％。专家分析过，如果加上由国家完全承担的费用，古巴人平均月工资的购买力水平至少在200美元以上。在古巴上学和医疗全部免费，90％的古巴人拥有统一分配的住房。

在古巴还有个著名的规定，任何人在马路上，都有权伸手拦截正在行驶的、拥有空座位的公家的小轿车，让司机免费对自己“捎一脚”。此举不仅为了节约能源，也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象征。如果司机拒载，将会被视为犯有重大过失而受到惩罚。因为，公家的小轿车燃烧着国家的汽油，必须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我的老朋友孙光英女士，曾任中国新华社哈瓦那分社首席记者、现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她常驻古巴多年，是一位资深的古巴问题专家。她认为，古巴在经济长期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干部廉洁奉公，不脱离群众是重要的原因。古共对于党风问题一向十分重视，党内对于干部廉洁有十分严格的规定。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东剧变，古巴经济跌入低谷，国家进入“特殊时期”。在以物资匮乏为标志的“特殊时期”里，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一样“凭本供应”，不搞特殊化。孙光英的邻居，是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孙经常看到这位官员的夫人提着篮子上街，去购买政府供应居民每人每天一个面包。古巴大街上跑的汽车，高档的少，除了政府部门的外事用车外，基本上都是古巴旅游部门用来接待外国游客的车，各级干部使用的都是低档车。在古共中央和政府所在地“革命宫”的停车场上，几乎都是苏联时期的红色“拉达”。有一次，孙光英去采访渔业部的一个大会，午餐供应是每人一块面包，一瓶水，出席会议的部长们和与会的各省渔业部门负责人一道，都排着队去领取。公共交通是群众最大的困难之一。孙光英外出采访，给她们引路的古巴官员的车一路带人，最后挤得满满的。

古巴党内的廉洁之风，高层领导起了极好的表率作用。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执行秘书拉赫是最杰出的代表。现年55岁的拉赫主管经济，职务相当于总理。他德才兼备，工作忘我，密切联系群众，待人诚恳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在国内有口皆碑。拉赫和中国使馆的关系极好，使馆每年10月拉赫生日那天都要请他全家到使馆做客。每次来的时候他们都是乘坐自家的旧拉达车，大儿子开车，拉赫的母亲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拉赫和其他的家人都挤在后排。据使馆的官员说，身居高位的拉赫至今没有自己的房子，全家仍住在老母亲的旧宅里。

19、中央政治局委员何以判刑

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前任首席记者孙光英说，古共中央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事件，处理十分严厉。2006年6月，古巴高层年轻领导干部之一，胡安·卡洛斯·罗宾逊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12年徒刑。49岁的罗宾逊过去是圣地亚哥省省委书记，因政绩突出被调到中央工作。他是古共第一个被开除出党的政治局委员。古共中央6月21日发表公告，说他“意志薄弱，忘记了自己担负的重任，丧失了一个革命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品质，长期利用个人影响，以权谋私”。

孙光英还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末，古巴处理了一起重大的腐败案，曾任古巴在安哥拉驻军司令的奥乔亚将军因涉嫌贩毒，与几名同案犯一道被判处死刑。这些年来，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党内也出现了一些腐败事件，有关人员都得到了严惩。

古巴能够保持稳定，社会公正平等、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是又一个重要的原因。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实行了全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收取低价房租，对城市居民的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实行低价定量供应。进入“特殊时期”后，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社会保障以及定量供应是低水平和有限的，但是却保证了群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就连最困难的时期，在食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古巴人也能得到国家的供应，没有人上街乞讨。

由于社会公正平等，享有社会保障，古巴老百姓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不埋怨政府。古巴人认为，困难是美国的经济封锁造成的，他们相信在菲德尔（古巴人亲切地称呼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种社会公正的体现，虽然使多数人在统一分配体制中获得了平衡，但也不乏某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会思索和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们期待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言论空间。

当然，古巴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依然不平衡，古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亿美元，人年均约200美元。这远非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天堂。笔者在古巴就目睹过普通老百姓家里生活相当窘困和清贫的诸多状况。在沿海地区，有些人靠私下宰杀濒危保护动物、并将其制成标本向西方游客兜售而赚得外快；首都街头，也有不少商贩，向外国游客私下兜售伪劣的雪茄烟以非法牟利。英国记者托马斯·卡坦就写道：“古巴人苦苦抱怨说国家配给的粮食不多，连活命都不够。这迫使他们转向黑市，向游客兜售物品。现在，这个国家主要依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慷慨援助。”

但这位西方人也认为，尽管古巴面临很多困难，但并不意味着古巴人已经做好了接受美国的准备。许多三四十岁的古巴人依然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他们认为的美国多管闲事愤愤不平。古巴人也担心，流亡的美国迈阿密的古巴人会返回这个岛国，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上台并收回半个世纪以前被没收的财产。

20、“准备迎接‘坏消息’！”

这是在2006年8月13日自己80岁生日当天，卡斯特罗发表的声明中令人颇为揪心的一句话。

2003年3月，我在北京曾得以近距离观察卡斯特罗的面部，发现他的那头原本浓密头发业已稀疏，成片的褐色老人斑布满整个面颊。我立即联想起中国总理周恩来晚年的面部，也是布满这样斑驳的老人斑。

这次卡斯特罗病重交权事件，再一次以生动的过程，诠释了卡斯特罗神话对于全世界产生的信息冲击效应。

卡斯特罗自1959革命取得政权以来一直领导着古巴。这次他将他所担任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武装部队统帅、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都交由劳尔代理，是47年来的第一次。

卡斯特罗日渐衰弱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引人注目。世界的目光，都把对他健康的揣测，与古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紧密相联。

人们没有忘记，早在2001年的6月，卡斯特罗在演讲中突然晕倒，但快速输氧后的他，复又重新出现在演讲台上。

2004年10月，卡斯特罗在公众场合不慎摔倒，导致左膝和右臂骨折。那次意外引起全世界的广泛猜测。一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古巴，在古巴革命宫中央大厅奏两国国歌时，人们感动地看到，卡斯特罗突然拄着拐杖颤抖着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和大家一起站了起来。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站得是那么艰难。奏乐时间很长，他险些摔倒，但还是坚持到最后。

2006年12月2日，在古巴首都举行的庆祝卡斯特罗80岁生日的阅兵仪式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全体古巴民众，失望地没有能够见到卡斯特罗的身影。当天，卡斯特罗亲笔签署了一份声明，称他将遵从医生的建议，不出席这一庆典。随后，他便销声匿迹了好些天。12月15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公开驳斥了西方世界关于“卡斯特罗患有晚期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的传言，称他于14日和卡斯特罗通了两次电话，讨论了两国共同勘探石油的计划。查韦斯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健康而“打一场出色的战役”。

东边日出西边雨。正当查韦斯和所有爱戴卡斯特罗的人士在为卡斯特罗告病并暂时交权而焦虑之时，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于卡斯特罗病重的反应则无比兴奋。

美国政府当即宣布，将拨款8000万美元，用于资助流亡在美国迈阿密的100万反卡斯特罗的古巴裔移民，为他们在卡斯特罗去世以后，重建古巴国家的民主制度而提供财经支持。

而古巴现役部队也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政府还立即召募了预备役部队，以防范美国伺机发动军事进攻。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说，“我们已经做好自卫的准备”，尽管古巴社会一如平常般地安宁，但人们都感到了“外松内紧”的紧张气氛。

21、肆意臧否国际名人

对于80岁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同时代的人物让他尊敬过、欣赏过、忽视过、甚至蔑视过，这些人或与他保持着直接的私人关系，或只是一种遥远的政治关系。

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这却赋予了卡斯特罗一种奇特的优势，让他能够尽情地去评价或贬低他的政治对手，而无须顾及外交措辞的谨慎。

卡斯特罗平素在演讲和文章中，对与他同时代的国际名人从来就是不加掩饰地予以品评。这些言论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对于快人快语的卡斯特罗而言，只有从这种不加掩饰的臧否之语中，或许才能最为真实和最为直接地显示卡斯特罗的个性和品格。

2006年8月23日，委内瑞拉《环球报》在《卡斯特罗眼中的同时代名人》一文中，引用了卡斯特罗的这些品评――

布什－－粗鲁的人、小丑、恺撒。
查韦斯－－全南美洲最民主的人。
莫拉莱斯－－玻利维亚首位土著人总统，他震惊了世界，这非常罕见。
赖斯－－疯子。
福克斯－－他做了一件又一件的蠢事，简直无可救药。他就像一只牵挂在主人手中的小羔羊。
卢拉－－他有着胜者的灵魂，我崇敬他的坚忍不拔，他是整个拉美地区的一种精神，是勇气、乐观和希望的代表。
教皇保罗二世金额特雷莎修女－－我一生中仅认识的两位圣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拥有惊人的、富有活力的、放任不羁的独特想象力。我非常敬仰他，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准确词去形容一个事物时，他总能很自如地创造出那个词。
马拉多纳－－体育界的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不凡和最无私的人。
阿斯纳尔－－小元首、拉皮条的人、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布什的随从。
布莱尔－－行为高傲，好像他永远从肩膀上俯视别人。
克林顿－－有涵养，有思想，聪明。
约翰?肯尼迪－－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非常聪明，而且富于个人魅力。
胡安?卡洛斯国王－－一个值得尊敬的绅士，我从未见过他有失礼的行为。尽管他是一个拥有权威的人，但他一向都行为得体。
阿连德－－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纯洁的、革命的、英雄的血液。
萨达姆?侯赛因－－一个流浪的战略家，残暴地对待人民。
米洛舍维奇－－领导者中的另一个灾难，民族主义者、法西斯、腐败分子，只懂得使用强制力。
戈尔巴乔夫－－他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摧毁了整个国家，使整个国家丧失斗志。
毛泽东－－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取得了许多伟大的历史性功绩，充满智慧，但晚年却犯下严重错误。
曼德拉－－因为他的品德和故事，以及他的斗争精神，他成为我最为崇拜的人之一。
戴高乐－一位杰出的历史性人物，他在法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海明威－－仁慈的人。

22、一位自我理想的囚徒

卡斯特罗作为一位国际性的名人，被全球各式各样的评论恣肆汪洋般地淹没着。

对卡斯特罗应该崇拜还是应该厌恶？他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还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律师？他究竟是具有丰姿翩然、才华横溢的领袖风范，还是专擅狂热、专制、万能、多疑、带有家长制作风以及冷酷无情的政客？来自世界各国的舆论莫衷一是，褒贬迥异。

巴西女作家克劳迪亚?福利亚蒂回忆道，卡斯特罗的挚友、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菲德尔是“权力寂寞”的例证。他一直在抗拒追求常人的喜好，如坐在马莱孔大街的沿海矮墙上或沿哈瓦那市中心的人行道散步。他不拘小节，条件扼制了他热爱自由空气的个性，但他忍耐着这种苦涩。

这位巴西女作家认为，无论在哪一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和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总是胜利者。这并不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差劲的失败者。面对失败的态度，哪怕是日常生活最微不足道的事，他都有着自己的逻辑。他不允许有失败，直到在他的操控下出现胜利的机会，他才能安静下来。

她揭示这种原因－－他有一种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的信念，那就是作为人，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有一个公正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是出自于人的道德观，而不是物质的利诱。他认为，这种良心可以改变世界，推动历史的前进。我想，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而这种良心或许就是他的高尚品德的体现，但这种美德也可能是他最大的危险。

近年来，许多事件令人们感到卡斯特罗的典型性格难以捉摸。1998年1月2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抵达拉美这个唯一的共产党国家首都哈瓦那访问。全世界166家电视台和3501位外国记者追随教皇采访。约翰?保罗二世在古巴的全部行程，都通过电视机向全世界现场转播。几亿电视观众惊奇地发现，在卡斯特罗和教皇身边，并没有人们预期簇拥着的士兵和武装警察。此前有人曾经设想的，届时将是出现反政府游行示威的最佳时机，然而此一情景直到教皇离开了古巴也没有出现。世界上有不少反对卡斯特罗的人失望地自问：难道真的是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准备闹事的古巴人？

人们说，卡斯特罗是在政权内外书写历史。他把思想、语言和行动融为一体。从理想到实践，他连贯两端。他慎于行，但决定果敢，不计后果。他威慑了反对派，或使其动摇，得到了超越分歧的同情。与其他革命创始人一样，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威，耀眼又令人信服的权威，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神话人物――20世纪的最后一个。在历史事件中他应运而生与历史事件的自然结合赋予他更大的力量。

卡斯特罗，一个不被传统的政治规则所束缚的叛逆者。他果真是一名自己理想的囚徒吗？

23、美国提防劳尔接班

在古巴庆祝领导人卡斯特罗80岁生日之前，一个名为“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的组织，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尽快行动，以便在卡斯特罗卸任后，“迅速让该国走上民主道路”。

这个旨在“严防卡斯特罗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接班”的“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是由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亲自下令成立的，它的任务是为了“加速并灵活推动古巴向民主过渡”。该委员会由国务卿赖斯和古巴裔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联合主持。它于2004年提交的第一份报告，曾导致美国加紧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和旅行限制，增加了对古巴异议人士的支援。

外电透露，这份报告是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命令下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卡斯特罗已届八旬却毫无退位迹象；当他无力再统治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时，美国势必要使共产主义在这个岛国终结。
美国势力呼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一致支持古巴转型，加强对异议人士的资金援助，并呼吁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它的第一章题为《加快终结卡斯特罗的独裁统治：要转型不要继位》，要求美国力阻年届75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接班。称美国必须在卡斯特罗卸任后2周内为古巴提供民主的“技术支持”，并暗示古巴的流亡者应在国家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报告还要求美国政府拨款8000万美元，旨在“加强对古巴民间的支持，增强国际意识，打破该政权的信息封锁”。

古巴政府的反应，既是坚定的反击，又是复杂的和耐人寻味的。

一方面，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认为“这是一份关于一个国家颠覆另一个国家政权的报告，美国对此竟然毫不讳言。……我们正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另一方面，劳尔在12月2日古巴庆祝卡斯特罗80岁生日的阅兵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表示有意终止美古两国近半世纪以来的敌对关系，“我们借这次机会，重申我们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美国与古巴的争端，但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平等、互惠、不干预及互相尊重等原则。接近半世纪之后，我们愿意耐心等待常识主导华盛顿权力核心的时刻来临。”

对于“美国意欲颠覆古巴政权”的指控，美国政府予以否定。美国总统布什的发言人于2006年7月5日说：“我们正在做的是：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为古巴提供民主。”美国同时否认他们对古巴有任何的军事计划。西方外交官大多也不相信美国会这样做。他们说，美国现在忙于中东事务，而且美国国内居住着大量的古巴人，他们有很多亲人和朋友仍生活在古巴，因此不愿意看到古巴爆发战争。

现在，全世界的人们，无不注意到劳尔最新的讲话。认为他是在出人意料地、40多年来第一次向美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24、菲德尔同志，向前进！

这天下午，正在北京的我，应委内瑞拉波利瓦尔共和国驻华大使罗西奥?马内罗?冈萨雷斯女士的邀请，做客于委内瑞拉驻华大使馆。

在与委内瑞拉大使的交谈中，我感受到她对自己国家的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充满敬重。我也获悉， 2006年12月委内瑞拉大选，查韦斯又一次获胜，委内瑞拉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感到庆幸和欣慰，也令他在拉美的影响更加深远。

“我从内心非常同情他！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但又是值得人们怜悯的人！他太劳累了！……”。
冈萨雷斯大使的口吻里，无时不流露出她对查韦斯深沉的忧虑和真挚的关切。大使告诉我，该国自查韦斯执政以后，连国名都被更改了，现在的国名里增加了查韦斯素为景仰的民族英雄波利瓦尔名字。
查韦斯对美国的强硬立场，使得他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家。目前最令美国担忧的，其实并非卡斯特罗本人，而是受他的感召，在逐渐左倾的拉美政治气候、特别是在全世界影响愈来愈大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2006年9月2日，是卡斯特罗手术后的第33天，世界主要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以及全球无数家门户网站上，均同时出现了一组引人注目的画面：查韦斯于9月1日到哈瓦那的医院探望卡斯特罗。这是他在一个月内第三次专程看望卡斯特罗。

病床上的卡斯特罗体重骤然消瘦了18?6公斤，面庞和身躯都显得清癯羸弱了许多。特别是他从宽大的红色衣袖口伸出的手腕，一改他几十年留给人们的雄健刚劲的印象，竟会是那么地瘦削而单薄，让人一时难以置信。只见他一把抓住查韦斯的手臂说：“兄弟！英雄般抵抗的绅士！太好了！一百万个感谢（你的到来）！”

查韦斯握着卡斯特罗的手说：“菲德尔同志，向前进！这样我们可以迎接带来黎明的太阳！”
12月15日，查韦斯在反驳美国对卡斯特罗病情的渲染后说：“已经80高龄的他，会活到90岁、100岁。”

现年52岁、身材魁梧、血气方刚的查韦斯愈来愈吸引美国人乃至全世界所有人的目光。

乌戈?查韦斯1954年7月28日出生于委内瑞拉西部小镇萨瓦内塔。1975年，他从委内瑞拉军事学院毕业，并获陆军工程军事科学和艺术硕士学位。他曾就读于西蒙?玻利瓦尔大学，进修政治学专业。 1992年，他发动了旨在推翻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的“二?四”军人政变。政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两年后获释。1999年2月2日他宣誓就任委内瑞拉总统。次年，查韦斯在根据新宪法重新举行的大选中再次当选总统，并于8月19日就职，任期6年。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部分军人发动政变，罢黜了查韦斯的总统职务，并组成以佩德罗?卡莫纳为临时总统的新政府。三天以后，在阿列塔少将的支持下，查韦斯重新掌握了政权。

25、拉美的“玻利瓦尔”

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塑造当今世界的100个人物”，查韦斯入选。这家杂志称他在拉美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致使美国主导整个美洲的局面正在改变。哥伦比亚《星期》杂志素来对委内瑞拉政府持坚定反对态度，但也因认为查韦斯改变了美洲大陆的政治地图，而推选他为2005年的“年度人物”。

查韦斯与古巴、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领导人常常碰头。他执政以来，已向30多个主要在拉美的国家，提供了总计160亿美元资金。它比美国同期在拉美地区的投入还要多出30亿美元。

查韦斯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从小就幻想成为“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那样的英雄人物，因此“玻利瓦尔情结”几乎贯穿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军队里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就叫“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当上总统后，他又断然地把委内瑞拉改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而将此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称作“玻利瓦尔革命”。就连2005年底决定建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场，也被他命名为“玻利瓦尔”。

有评论家认为，玻利瓦尔思想中，独立自由的民族主义和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查韦斯治国理念的核心；而实现拉美国家的大团结和大一统，更是他对外政策的最高追求。但是军人出身的查韦斯却如同他的“偶像”玻利瓦尔一样，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相对缺乏的政治手腕最后总要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经受挫折，这一点在2002年发生的反对派未遂政变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查韦斯曾公开表示，“我崇拜卡斯特罗和毛泽东，我喜欢读书，也读过他们的书。”军人出身的查韦斯非常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曾让他受益匪浅。他经常在不同场合提起“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以及“人民战争”等毛语录中的词句。

查韦斯既是委内瑞拉总统，也是每周一期、长达5小时的“您好，总统”电视节目的惟一主持人。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查韦斯采取的一系列凸现社会公正的亲民政策，得到了占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的拥戴。查韦斯试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结合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作用、充分利用国内优势、实行合理开放的发展道路。

曾经，美国认为委内瑞拉总统是卡斯特罗创造的。如今，查韦斯控制着古巴的未来。美国人现在担心的是，卡斯特罗的经历表明，与美国交手能够成为一项很好的事业。事实上，在古巴现任领导人的心目中，查韦斯在过去的7年中，已经成为卡斯特罗主要的经济支持者和政治伙伴。

由于查韦斯在古巴拥有足够的筹码，因此极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岛国下一任领导人的选择。

26、令大使不安的合影

中国时任驻古巴大使王成家先生，是与卡斯特罗结下深厚友谊的中国外交官。他俩年龄相隔13岁，但个人友情之亲密和牢固，堪称为不解之缘。

从1970年起，年轻的王成家就被派赴古巴担任中国大使的西班牙语翻译，从而开始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卡斯特罗。其后他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拉美和加勒比司副司长、中国驻智利大使等职。1999年，他当上中国驻古巴大使后，即与自己素为敬仰的卡斯特罗结为挚友。卡斯特罗亲自为王大使庆祝60岁的生日，亲自为王大使离任送行…… 

我在古巴期间，与王大使过从甚密，几乎天天都会在同一个午餐桌前交流；他离任回国以后，我又多次应邀去他的家中做客，其间无不强烈地感受到王大使身上浓郁的“卡斯特罗情结”。

在他的家里，王成家曾多次拿出自己在古巴与卡斯特罗合影的各种照片，一一出示给我观赏。其中有两张照片既令他感动和怀念，又带给他些许不安，为此他还认真地向我作过解释――

一幅照片，是王成家和夫人赵秀芳、儿子王飞三人正与卡斯特罗挤坐在同一张长沙发上的合影。王成家对这张照片依然感到不安：“这原本是一张三人沙发，一下子被挤进了四个人，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是1?84米以上的大块头！看把卡斯特罗挤的……”

原来，这幅照片摄于2001年6月18日，卡斯特罗到中国大使馆为王成家离任回国送行的客厅内。当天。卡斯特罗在王成家的陪同下端坐在大使馆的这张长沙发上。当王成家临时来古巴探亲的儿子王飞进来向卡斯特罗问好之时，卡斯特罗亲切地招呼着这位身高1?75米的中国年轻人坐到他的身边，又请王成家的夫人赵秀芳女士也坐了进来。就这样，一张沙发里，霎时被挤进四个人！

我仔细端详这幅照片，虽然画面里的人坐得确实是紧了点，但大家的表情无不轻松愉快。我说：“你瞧，卡斯特罗右手随意地搭在王飞的肩头，那松弛的神情，多像家里慈祥的爷爷。”王成家说：“可不是嘛？”

我注意到照片的上方，卡斯特罗的签名更是引人注目――它与西方人习惯于龙飞凤舞的签名不同，那笔触似乎有些干涩且不甚流利，但却异常地遒劲，每一段笔痕都富于韧性，仿佛蓄满无穷力量。

王成家对我说，最令他感动的，是在他20日告别古巴临上飞机的当口，古巴外交部的一位大使赶到机场贵宾室：“大使同志，卡斯特罗主席送给您他和您家人的合影，作为纪念，上面有他的签名。”他没有想到，在即将离开古巴的最后时间里，卡斯特罗的亲笔签名能够“飞”到他的手中。他胸中涌动着的一股热流久久难抑。

现在，这幅照片已被镶嵌在镜框内，端挂在王成家家中书房的墙壁上。

27、“我怎能站立中间”

第二幅令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不安的照片，是他同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俩的合影，画面上，王成家正好引人注目地站立在两位领导人的中间。

大使对这幅照片表现出的担忧，使我体察出他作为高级职业外交官，浑身上下那种已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天然的政治敏感何其强烈；同时我也感受到他与卡斯特罗个人的友情，已是何等的非同凡响。
王成家大使轻声告诉我：“这幅照片无比珍贵，但也令我非常不安。要知道，菲德尔和劳尔两个人，是古巴党政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我们中国有文革中姚登山从印尼回国后照相事件的教训，我怎么能够站在他们两位领导人的中间合影呢！”

王成家指的“姚登山”，是在文革中昙花一现的所谓“红色外交战士”。当年姚登山在印尼挨了反华暴徒的拳脚后，回国后备受尊崇和欢迎。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时，他居然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林彪，大大咧咧地站在中间。照片见报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认为他太不自量了。从1968年起就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成家，当然熟知“姚登山事件”，难怪会对于自己的此幅照片感到不安。

王大使告诉我拍摄的过程：“那是1999年2月26日，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的军事代表团首次访问古巴。在革命宫举办的宴会后，在革命宫高高的台阶顶端，卡斯特罗与迟浩田夫妇合影留念，随后与代表团成员逐一合影。我最后一个走到卡斯特罗右侧，摆好姿势正待拍照，站在两层台阶下的劳尔忽然灵机一动，跑上来站在我的右边。我立即被两位领导人夹在了中间。我马上觉得不妥：自己怎么能站在古巴党政军一二把手的中间照相呢？这种照片今后很可能会授人以柄！我连忙示意摄影师暂停拍照，赶紧从卡斯特罗身后绕到他的左边，这样，卡斯特罗就被置于中心位置了。摄影师很快按下快门。可是，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古方送到我手上的照片，还是我站在中间的这一张。”

这位大使接着指向这幅照片上的自己说：“你看，我的表情极不自然！”

我接过照片，果然看见王成家正扭着头似乎在向卡斯特罗身后移动着。他因为急于转身，连领带也挤歪了。但是，我看到菲德尔和劳尔两人的表情却非常松弛而怡然。他们显然没有想到这样排位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已把王成家当作最好的朋友了。

“你也不要太介意啦！”

我觉得王成家有些过虑，于是安慰他说：

“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观念，与姚登山所在的文革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对于这类与领导人亲密合影的照片，也会更加宽容和接受了，不会再那么地上纲上线啦！”

大概王成家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意见，后来在他的纪实作品《解读卡斯特罗神话》里，我见到他还是刊用了这幅照片。

28、“我为什么会学西语”

“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学西班牙语？”

在哈瓦那中国大使馆的午餐桌前，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边进餐边透露了这个“私人秘密”：“这都是因为卡斯特罗的缘故！”

他告诉我：“1959年，我在山东莱阳一中读高中，当时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领导的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的年轻学生影响很大。卡斯特罗、格瓦拉的名字传遍中国，称为中国青年人的偶像。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教导主任建议我报考北京工学院，但我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卡斯特罗的影子，一定要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好去学西班牙语专业。在学校，我们经常上街游行，支持古巴革命。我当时就想到，如果学好了西班牙语，我就有可能从事与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古巴有关的外事工作，甚至有可能见到卡斯特罗。这一愿望如今果然成为现实！”

2003年3月，我和王成家一同在北京会见卡斯特罗时，王成家又回顾道，当他告诉卡斯特罗自己学习西班牙语的原因时，这位领袖哈哈大笑，非常开心。

离开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岗位以后，年届61岁的王成家又被外交部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社长。他在该社的社长办公室数次接待过我，每次都要赠我一些该社出版的新书。我从获赠书目中发现，深藏于心的“卡斯特罗情结”，王成家一刻也没有忘怀。据我所知，他在该社亲自确定选题并出版的就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巴西女作家克劳迪娅?福丽娅蒂的《卡斯特罗传》，以及《埃连的遭遇》、《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等古巴题材的图书；就连他罹病住院期间，还强忍着病痛，撰著出版了纪实著作《解读卡斯特罗神话》。令我欣慰的是，我为他拍摄的他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照片，也被他在这本书里采用了多幅。

在他的领导下，前两三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仅出版古巴这一个题材新书的数量就突破了历史记录，形成“集束炸弹效应”。这些出版成果问世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它们不仅是日益升温的中古两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性写照，也是中古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纸媒印证”，它们也是配合我国政府外交战略的文化交流成果。

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书中，不仅王成家亲自撰写了前言，卡斯特罗也第一次为中文版作序。

我手头收藏着多部由王成家和古巴大使阿鲁菲等朋友分别题签过的中国版的古巴题材赠书。其中在《卡斯特罗传》的扉页，王成家为我题写道：“一本书是最好的朋友，友谊永远不渝！”古巴大使阿鲁菲也题词：“给我珍贵的朋友余熙！” 正在中国访问的古巴文化部部长阿尔贝?普列托先生也欣然题词：“最有力的拥抱送给余熙！”有趣的是，这位部长还画了一柄长着绿叶的小花和一圈闪光的太阳，以示友好。

29、永远活着的格瓦拉

评论卡斯特罗，无论如何绕不开一个人：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一个响彻全球、但又与卡斯特罗和当代古巴政权密不可分的名字。

正如卡斯特罗所评价的那样：“他（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不凡和最无私的人”，被古巴人民亲切地称呼为“切”的这位面容俊朗的英雄，以他非常独特的生命历程，感召着世界各国的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他的画像传遍全球。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会有人亲切地叫出这位斜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美男子的名字。

我最早知道切?格瓦拉，是1991年夏天在瑞士的街头。我意外地发现该国有些年轻人所穿的文化衫上，印有一个头戴贝雷帽的男子图案，正目光炯然地向上张望。朋友告诉我，他是古巴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切”！

瑞士朋友们于是向我讲了一大通关于切的故事，令我目瞪口呆，但又茅塞顿开。从此，切在我的心目中，几乎有如“神”一般威严。

我还知道了，那幅传遍世界的切的照片，是摄影师科尔达于1960年3月5日在追悼“库弗尔”号轮船遇难者的大会上为格瓦拉拍摄的。现在，这幅照片已经当之无愧地登堂入室，成为世界摄影史殿堂里的一幅不朽名作。

我于1991年秋天从瑞士返回中国以后的好些年内，一直苦于无法查找到关于“切”的任何资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听说他，就连研究拉美问题的人士对他也知之甚少，甚至都不太愿意谈及他。

又过了好些年，我有一天意外地发现，切?格瓦拉的形象终于开始悄悄闪现于中国的街头。那是印有他那著名头像的服饰，出现在喜爱时尚年轻人的前胸或后背之上。我有些惊喜地连忙问这些年轻人：“知道他是谁吗？”

对方一般都会准确回答：“切?格瓦拉！”

但再问深一点，便会出现困惑和茫然的摇头：“不知道，但他是个美男子！”

为什么中国人不了解切?格瓦拉，并且长期也不愿谈论格瓦拉？

原因只有一个――

这个业已蜚声全球的革命英雄，在同样激进革命的中国，居然是被长期口诛笔伐的“反面典型”。

中国对他的评价，经历着由褒到贬，再到亦褒亦贬的过程。格瓦拉在牺牲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对他的“单边口水战”（因他已无法还击），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消停过。他的思想在中国被贬斥为“格瓦拉主义”，中国批判他的主题，多是“游击中心主义”或“游击中心论”。由于他已被中国的“革命大批判“弄得模糊不清甚至危险不堪，业内人士再也不敢和不愿对他多加置喙，业外之人对他的了解更接近于零了。

这些年来，中国又有出版物和媒体，针对引人注目的“格瓦拉出走”事件，就他与卡斯特罗之间的“不和”，继续作出种种揣测和评论。一时间，披露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关系之“错综复杂”的文章在中国时有问世，其观点莫衷一是，出处不一而足，令读者备感困惑。

30、亦褒亦贬的格瓦拉

2006年8月，我在古巴大使馆，意外地发现了几幅当年毛泽东在宴会上与格瓦拉举杯的照片。那是格瓦拉在1960年12月访华时，被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奉为座上宾的镜头。我在自己学龄前的模糊记忆中，依稀未曾忘记那个时代游行所呼喊的口号：“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切?格瓦拉，有着媲美于卡斯特罗的崇高声望；但却有着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一样的命运和人生归宿。
特别是中国，对这两人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迁徙，或扬或抑，微妙而迥异。

中国政府对格瓦拉的评价，起初都是褒扬。1963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全文刊登格瓦拉的理论文章《游击战争：一种手段》。新华社同时以《格瓦拉著文论游击战问题》为题，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了这篇文章的详细摘要。《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立即转载。

孰料，在格瓦拉1966年英勇牺牲以后，中国竟然一改对他曾经的正面评价，转脸180度地对他开展了猛烈的“鞭尸”批判。

这种批判持续了30多年，至今余韵未消。

中国官方批判格瓦拉的主要论点为：

――脱离群众，搞冒险主义和流寇主义；

――不作阶级分析，不要政治纲领；

――主张超越民族主义革命而在全拉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就在几年前，我国出版的权威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中，在介绍20世纪古巴革命时，还在用一半的篇幅，对“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和“古巴领导人……力图在拉美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推行古巴式的革命”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国许多外交界人士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几十年前在会见拉美客人时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好朋友格瓦拉，人很好，富有革命精神，就是有点过火，搞‘游击中心论’，走的路不对。”――中国人对格瓦拉的态度，至今仍以这段话为原则。

可是，如果周恩来今日健在，面对格瓦拉这位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还会这样一成不变地去评价吗？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格瓦拉的形象在中国被压抑得未免太久了！

近些年，中国终于冒出敢于站出为格瓦拉说公道话的有识之士。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第一代常驻古巴的新闻记者庞炳庵就是其一。他在2004年出版的《亲历古巴――一个中国驻外记者的手记》中，就言辞恳切地大声疾呼：

“停止对格瓦拉的大批判吧！”

曾经不止一次地亲自采访过格瓦拉、并对这位老朋友满怀敬意的庞炳庵认为：

“格瓦拉为真理和理想而捐躯，他是身后在全世界受到如此广泛的人们崇拜和怀念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在下个世纪，他更会是一面人民的战斗旗帜。我们没有理由给他抹黑。格瓦拉生前信任中国，决不会想到他视为战友的中国人会在他牺牲后批判他，鞭挞他。他将永远不会站起来为自己辩护。他将用沉默对待后人的一切评说。”

31、格瓦拉“出走”之谜

阿根廷人费尔南多?迪耶戈?加西亚和奥斯卡?索拉主编的《切?格瓦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就格瓦拉重新打游击而离开卡斯特罗的情节，做出的分析和论述似乎相对明晰而可信。

作者认定，格瓦拉压根就不是什么“出走”！

他写道：“格瓦拉决定让出他掌权的位子。他早已决定要离开古巴岛……。”

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不愿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正是苏联对古巴政府事务的干预日趋强烈，使得格瓦拉执政时处处掣肘；而他与卡斯特罗的政见之争，以及他对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失望，又是导致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作者指出：“格瓦拉决定重新走上打游击的道路，是得到菲德尔支持的。菲德尔知道，古巴的独立，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扩大其势力范围。对格瓦拉来说，这样做，他就有了‘到世界最火热的地方’去战斗的机会。

“这是格瓦拉的理论和实际生活的最佳结合，两者是一个统一体。虽然由于判断的失误、自相矛盾的行为以及不成熟的个性，使格瓦拉有时陷入乌托邦式的理想中，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

“最伤感也最动人的，是1965年格瓦拉写给菲德尔的著名的辞行信。这也许是他所写的最好的一封信。信中激动地回顾了他成为革命者的全部过程：

‘此时此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我回忆起你邀请我参加你们队伍的时刻，回忆起在做所有准备工作时的非常紧张的情况。有一天，大家谈到，一旦我们蒙难，应该向谁通报。实际上存在的这种可能性使大家感到很震惊。后来，我们明白了，在革命过程中（只要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胜利，就是牺牲，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再次说明，古巴对我不负有任何责任，只是古巴的榜样指引了我。在异国他乡，如果我到了临终的时刻，我脑海中最后想到的是对古巴人民，特别是对你的怀念……

‘祝永远胜利。

‘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书中写道：“这封信充满了感情，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友情。格瓦拉表露了他对菲德尔的弟子对大师一样的尊敬，并且承认是菲德尔造就了他。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他放弃了自己的职务、军衔、古巴国籍以及为之奋斗过的一切，其中包括自己的家庭。”

后面的故事，既为人们所熟悉，也成为困惑和感动全世界多年的谜团――

1965年，格瓦拉离开古巴后，穿越非洲，最后参加了刚果的斗争。第二年，格瓦拉返回拉美并组建了一只游击队，旨在创造“20个新越南”。格瓦拉本人乔装前往玻利维亚。在与玻利维亚政府军周旋数月之后，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临近巴耶格兰德的村镇，因告密者出卖，他英勇被捕，后被巴里恩托斯总统下令处死。

32、从部长到流亡者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新屋，

门前开红花……”。

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曾经那么深深打动着我的心。我想，它一定也曾深深打动过切?格瓦拉这位再度成为游击战士的心。

就在卡斯特罗把格瓦拉写给他的那封信公开以后，格瓦拉陷入空前的被动处境之中――这意味着他必须公开地与古巴彻底脱离关系。他既然已经宣布放弃在古巴的一切，重新返回古巴势必是否定自己。他再也无法回到哈瓦那那个自己自认为最美丽的家了。

从这以后，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又加入古巴籍的他，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革命者。

这位昨天还是古巴工业部长的男子，令人惊异地摇身一变，成为浪迹非洲和拉美的、居无定所的流亡革命者。引人注意的是，格瓦拉的出走之举，很快又因要服务和服从于古巴政府向拉美地区“输出革命”的策略需要，从而被完整地发挥了新的作用。

1966年初，37岁的格瓦拉流亡到非洲，曾匿身于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在院内的一层小楼里隐居了三个月。这期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调整。他在这里修改了《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有关“刚果”的一章。这一章迄今仍未出版。在此期间，卡斯特罗多次来函，欢迎他回到古巴。他的妻子阿莱达也从古巴赶到达累斯萨拉姆，劝说他返回古巴温暖的家中：“全家人都等着你呢！”

不过，古巴政府最后提出建议，仍是希望他继续远行。尽管这与卡斯特罗多次来函邀他回古巴的意思大相径庭。，但聪明的格瓦拉完全懂得古巴当局的真实意图。他没有忘记卡斯特罗的嘱托：古巴的独立，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于是断然决定告别古巴大使馆，秘密前往布拉格，筹备在拉美开辟新的革命战场，扩大新的革命势力范围。

时值越南与美国正在激烈作战。格瓦拉发表了题为《创造一个、两个、三个和许多个越南》的著名讲话：“要到敌人正在打仗的地方去打仗；要打到他们的家里，打到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要全面地展开战斗。”

在布拉格，格瓦拉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套房里，并在两个战友的轮流保护下，秘密居住了三个月。此间，保护他的两位战友，正分别往返于玻利维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为格瓦拉即将到玻利维亚领导新的革命活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

在布拉格隐居了一段时间以后，格瓦拉准备启程前往玻利维亚。启程前，他在卡斯特罗的安排下，终于还是悄悄返回过哈瓦那。他没有看望自己的妻儿，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而是隐居在西方省的比纳尔德里奥，锻炼身体，准备再次出征。

希望在拉美也建立起第N个“越南战场”的格瓦拉，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33、英雄相惜的生死永诀

再度出征的时候到了。

化名为乌拉圭商人“拉蒙”的格瓦拉，用伪造的护照准备潜入玻利维亚。护照上的他，是一个秃顶的、戴着眼镜的、西装革履的精明商人的形象。

离开哈瓦那的那个晚上，当属此生格瓦拉最为动情的时刻――他必须要强忍感情的煎熬，不敢让孩子知道自己就是生身父亲！

当晚的他，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心爱的、幼小的儿女一个个被领到身边，而他却已经被装上了假牙，刮成了秃顶，浑身上下已是非常逼真的全副伪装。年幼的孩子在夜色朦胧之中，哪会辨认得出，眼前这位自称是远房舅舅的“拉蒙”，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爱得发疯的亲爱的爸爸！

格瓦拉遏制住感情上的悲恸，蹲下身与年幼的孩子们一一拥抱吻别。而孩子们也逐一平淡地吻着这位素无来往的“远房舅舅”，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后来，幼子们长大并终于获知真相：那天晚上自己漫不经心的“舅舅之吻”，竟是与生身父亲所作的此生最后一次“生死之吻”！孩子们一个个痛不欲生，时时追念令自己痛惜此生的那一幕。

离别古巴前，格瓦拉与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卡斯特罗共进了晚餐。天快亮时，他身影昂扬地直奔机场。而卡斯特罗则将阴郁的目光投向门外，注视着渐渐逝去的熟悉背影。完全无法入睡的卡斯特罗，一直坐候着，直至这架飞机起飞时刻的来临。

亲手导演了这一场“输出革命”斗争计划的卡斯特罗，此时是否会有预感？被他亲手送出的切?格瓦拉，今晚一去，从此两人竟会阴阳两隔！

1966年11月3日，格瓦拉以美洲组织观察员的身份，顺利地进入了玻利维亚。

从1966年11月7日起，格瓦拉开始在一本红色笔记本上写着日记。他记述着自己率领着27名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政府军的重重包围下，如何顽强地进行着斗争。这支新到达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在最开始的几天中，先后打死政府军18人，打伤20余人，缴获了不少武器。不过，很快就有3个玻利维亚人从游击队中开了小差，同时泄露他们的“拉蒙”正是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少校。

玻利维亚政府军获悉这一情报后，没有立即公布，唯恐人们知道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投奔格瓦拉这竿冲天大旗。但政府军从此暗中加强了军事力量，重点对这支游击队的侦察和围剿。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前往优罗峡谷的途中，意外遭遇一名农民告密。这位不朽的战士，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格瓦拉恨之入骨，决定立即杀害他。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就是在10月9日的中午13时10分，政府军士官马里奥?特兰，奉命走进关押格瓦拉的那所小学教室里，对着靠墙坐在地上的格瓦拉，连续开了两枪。

这位受人尊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就义时，年仅39岁。

34、时代最纯粹的人！

格瓦拉这位非凡的英雄，在自己短暂的一生是一部悲剧，更是一部辉煌雄壮的英雄进行曲。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说：他是“我们时代最纯粹的人！”

1967年10月18日，卡斯特罗宣布在古巴为格瓦拉举丧三天。

随后的数年里，在古巴掀起的对格瓦拉个人崇拜的狂澜，其势头大大超越了对卡斯特罗本人的崇拜。这应该看作是卡斯特罗的又一聪明之举。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剧变以后，为了重新点燃古巴人民的革命热情，卡斯特罗又在全国掀起“向切学习”的运动。

眼下，古巴的学校都把格瓦拉作为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少先队员们每天早晨的队歌歌词就是：“共产主义先锋队员们，让我们向‘切’学习！”

格瓦拉的画像，已被家家户户收藏并张贴在室内和窗口。就连古巴海滨小摊上出售的旅游纪念品小海螺、小葫芦、小硬币上，也都可以发现格瓦拉的画像。甚至古巴第一位宇航员阿纳尔多?塔马约?门德斯，在搭乘苏联宇宙飞船时，也将一枚用象牙雕刻的格瓦拉像，放入飞行轨道。

经过30年的寻觅和交涉，1997年7月12日，格瓦拉少校的遗骸终于被从玻利维亚运回古巴。古巴政府按照国家军人最高礼仪迎接了格瓦拉的灵柩。现在，他的灵柩已被埋葬在古巴中部的圣克拉拉市――那是格瓦拉当年所熟悉的第一个城市。

格瓦拉是一位备受尊崇的马克思主义英雄和古巴理想社会主义者的楷模。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几乎所有激进的青年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除外），都把格瓦拉作为效仿的精神偶像。他的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私的奉献，以及不怕牺牲、忘我工作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无数热血青年予以追随。1968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著名大学生运动、同年10月2日墨西哥大学生在“三文化广场”的游行、以及在在华盛顿、蒙特利尔、东京、孟买、伦敦和巴格达……，数不清的抗议示威人群，无不举起格瓦拉的画像。格瓦拉，已经成为抗议、示威、争取自由与和平的象征。

现在，格瓦拉在全世界的形象，更是不畏艰险、勇于战斗、无私奉献、为人谦恭、英俊潇洒等无数美德的集大成者。

当今的古巴人，一方面在制度上拥护并服从着卡斯特罗，一方面又在精神上安憩于格瓦拉个人声誉的港湾。格瓦拉，这位古巴的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教父”，不仅已是古巴宝贵而重要的政治遗产，更对于稳定当今古巴局势，凝聚民心，激扬斗志，发挥着回天的神力。

格瓦拉能拥有今天的声望，离不开卡斯特罗；

而卡斯特罗营造的社会安定，更离不开格瓦拉。

因此，格瓦拉不仅早已在生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在生后发挥出绝对会超乎他想像的、巨大无比的“社会附加值”。如果格瓦拉今日苏醒过来，他一定会不认识自己了！

35、马蒂，无争议的偶像

在古巴，能与格瓦拉相齐名者，当属民族英雄何塞?马蒂。

卡斯特罗着力弘扬何塞?马蒂的全部意义，在于激发“爱国主义”。

何塞?马蒂成为了迄今对立的古巴左右两派政治势力都能够接受、并都奉为精神圭皋的政治偶像。

在佛罗里达海峡对面的美国迈阿密，反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裔右翼组织的电台和电视台，均以何塞?马蒂命名。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入口处，近年起也竖立了何塞?马蒂的大型雕像。美国还出版了介绍何塞?马蒂动荡的爱情生活和斗争经历的小说《非凡的丈夫》，以及包括他的政论、诗歌与报道在内的《何塞?马蒂选集》。尽管后一本出版物的主题，全是对美国政府的无情抨击。

而在古巴本岛，外国人一下飞机，双脚踏入哈瓦那唯一的机场，就叫“何塞?马蒂国际机场”。在哈瓦那市中心革命广场看到最高的白色纪念碑，就是何塞?马蒂纪念碑。而在全国任何角落，即便是最小的村庄，它的主要广场上，也会被置放着马蒂的半身塑像。我在古巴最大的离岛――青年岛上，就在边远的荒野上，拍摄到一座破旧的农舍门前，矗立着簇新洁白的马蒂雕像。

何塞?马蒂是一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格瓦拉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爱国者。两者的区别，主要为个人所处时代的差异，但在抵御外敌、爱国主义的英雄性质上，则有高度的一致性。

出生于1853年的马蒂，17岁时就因写颠覆信而被判作6个月的苦力，并被流放到西班牙，从此开始了一连串的流亡生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流亡中度过。大赦之后，他怀着两个目标流亡到法国，试图完成解决国家独立和经济困难的途径，以及令西班牙殖民者和其后的美国不再染指古巴。1892年，何塞?马蒂成立了古巴革命党。3年后，他率领古巴革命党再次掀起独立斗争的风暴。这位“古铜色巨人”与革命党的几百名支持者一起，隐藏在奥连特省的山区，又从东部转战比那尔德里奥省，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其间共进行过900多次战役。1895年5月19日，他怀揣着女儿的照片饮弹身亡。他全家的4个兄弟也都牺牲。

何塞?马蒂的形象很有特色：他习惯于身着深黑色礼服，打着蝴蝶结，蓄着标志性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须。今天的古巴，随处可见的马蒂画像或塑像，均展示着这一经典的形象。我在古巴的时候，华裔画家吴帝胄先生曾赠送给我一幅他本人创作的素描作品，画面用中文写着《马的》（马蒂）。在这幅他亲手绘制的马蒂肖像那瘦削的脸颊上，一捋黑色的八字胡须格外醒目。

何塞?马蒂还是位杰出的诗人。

1895年，古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在这位伟大的理论家何塞?马蒂的领导下打响。马蒂将早期的社会公正思想引入独立运动之中。这种独立运动，不仅是为了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更是要消灭财产分配不公和种族歧视。

36、被国际化的神话

古巴政府为了表彰为古巴文化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设立了“何塞?马蒂文化协会”，会员均为古巴国家杰出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该协会也面向世界各国，对推动古巴与世界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知名文学艺术家和学者，授予“荣誉会员”称号。

我有幸获得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授予的“荣誉会员”称号――

2001年4月16日，我收到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希尔达?洛佩斯?阿尔孟德罗斯的信函及有关授予的文件。信中称：

“余熙先生：
我非常高兴并荣幸地给您写信，随信附上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主席暨马蒂计划办公室主任阿曼多?哈特?达瓦洛斯博士签署之信件的中译本。信中授予您‘何塞?马蒂’文化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以感谢您为古中两国兄弟关系的发展所作的工作。……”

我还获悉，自199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毛相麟、刘承军、宋晓平、徐世澄等研究拉美和古巴问题的著名学者，也相继获得过这一荣誉称号。

为了纪念何塞?马蒂这位民族英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94年创立了“何塞?马蒂国际奖章”，以用于推动和奖励特别应该受到赞扬的、符合何塞?马蒂思想和精神的活动，以此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解放斗争。

2006年2月4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举行仪式，将2005年“何塞?马蒂”国际奖章授予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万人参加了这一授奖仪式。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颁发此项奖章。前三位获奖者分别为多米尼加历史学家保蒂斯塔（1995年）、厄瓜多尔画家瓜亚萨明（1999年）和墨西哥社会学家卡萨诺瓦（2003年）。

何塞?马蒂生前一直拥有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怀。

马蒂对遥远的中国，长期充满认知和向往的渴望。他在作品中说：“对中国而言，可悲的是皇帝（指殖民者――笔者注）来自外国。中国人说，他下令杀死我们，因为我们要思想和吃饭，他对我们就像对待他的狗和走卒！……”

他还在自己的诗歌里引用据说是“中国孔子”的语录（只是这些一百多年前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孔子语录”，如今实难辨认出处）：

当天下没有自由时，
普天下的人，
都应该骑上马去寻找！

马蒂的这些政治理念，对于今日的古巴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对外，抗击美国的侵略和封锁；对内，追求社会公正和人民福祉。
马蒂还深情吟咏――
我多么高兴
就像个朴实的学生
想起那只金丝鸟――
有着乌黑的眼睛！

当我长眠在异地
没有祖国，但也不是奴隶
只愿我的坟墓上
放着一束花，一面旗。

纵然大海干涸，苍天无光
这痛苦又能使我怎样？
诗歌是我甜蜜的安慰
痛苦使它生出了翅膀！

今天古巴的宪法，是以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相提并论为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坚持马蒂思想，在古巴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中，已是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

37、我的古巴情结

我身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公民，与一个远在天边的拉丁美洲国家――古巴，竟然在情感深处羁绊着如此之多的牵牵挂挂。这对于我的个人生涯而言，无异是个奇迹。

只有在古巴，我才能激发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寻觅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归属感。古巴人的单纯、善良、热情、豪爽；甚至连它的贫穷、脏乱；乃至连那里人们手头拮据时体现出的微妙感觉……，我都是那么地耳熟能详，就像面对自家人所拥有的优劣芜杂并存的习惯那样，视为“理所当然”而能宽容地予以理解和接纳。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粗略地盘点了一下自己和古巴的关系，突然发现，在自己已经去过的30多个国家中，好像只有古巴才是我心底最为柔软的一片伊甸园。它在我思绪上所泛起的涟漪，要比我此前以为此生绝对无法放下的对瑞士等国的缱锩情感来，无疑要深邃和宽广得多。

将我与古巴紧紧相连的那根情感丝带，首推古巴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三任的特命全权大使们。

我有幸与这三位大使都成为了好友。他们分别是古巴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兼驻华大使何塞?阿尔门多?格拉?门切罗先生；曾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副部长的驻华大使阿尔维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先生（他2006年8月离任回国后，现任古巴共和国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以及在笔者动手写这本书之后的2006年9月上任的、但已是我多年老朋友的、年轻的驻华大使卡洛斯?米盖尔先生。

阿?格拉大使是整个90年代都在中国担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的老外交家。他以自己在各国驻华大使中德高望重的威信，而荣膺驻华大使馆的“使团长”。他在中国任职期间，还兼任着古巴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这种职务交叉并存任职的情况，在外国驻华大使中是比较罕见的。自1999年10月离任回国已7个年头的格拉先生，如今依然宝刀不老，继续担任着古巴外交部部长高级顾问的职务。

2006年，这位古巴老外交家在中国媒体上又一次露面：8月7日，阿?格拉在哈瓦那的古巴外交部接受了中国《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时指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目前已转危为安，恢复良好，不久将重返领导岗位。他还说，目前古巴国内局势稳定，政府机构运转正常，百姓安定团结，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军方高度戒备，做好了抗击一切侵略者的准备。

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多次在北京会见过格拉大使。他虽然年长我许多，但非常热情和亲切，每次得知我到北京后，都会约我到大使官邸或使馆会客厅与他见面。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古巴大使馆就是你的家！”

尽管那时古巴经济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大使馆内处处显得陈旧简陋，但每次他都要备上古巴朗姆酒和古巴咖啡款待我。他一直很珍惜我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古巴所怀有的质朴而真诚的感情。

38、使馆邀我办展览

1998年秋天，阿?格拉大使诚挚地告诉我：“我从第一次见到您起，就已经决定：一定要说服国内的外交部邀请您到古巴访问。因为您是古巴人民忠诚的好朋友。目前是我们古巴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国家经济的GDP增长还不足1％，而您却能够这样真诚地关注着我们，并希望与我的祖国进行文化交流。您的亲善和友情，令我们非常感动。古巴感谢您的最佳方式，就是安排您访问古巴！”
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古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非常有限，中国的书店里难觅到一本介绍古巴的出版物，能够到古巴去的中国人几乎凤毛麟角。中国人如果一定要去古巴，须通过古巴大使馆官方安排，这就需要得到古巴国内机构的邀请。然而，古巴国内的经济极端困窘，各机构办公经费普遍缺乏，哪有能力接待来访？所以获得这种邀请的机率是非常之小的。

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格拉大使使我奇迹般地获得了古巴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和古巴全国记协的联合邀请，并得以于1999年年初前往古巴采访一个多月。

我在抵哈瓦那之初，古巴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负责接待的黑人女性官员维奥?莱达不甚热情。我诧异地从哈瓦那给在北京的阿?格拉大使发函述说困惑。次日下午，古巴外交部副部长伊萨贝尔?阿连德女士热情地会见我并告知：格拉大使当天已从中国的北京打来电话，在转达他本人诚挚慰问的同时，承诺古方定会热情接待。从这天起，其女士的接待顿有改善。

从古巴回国以后，格拉大使得知我在古巴画了一批水彩写生画，还拍了不少照片，于是热情邀请我在古巴大使馆内举办一次展览，以此作为庆祝古中建交39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项目。

展览布置在古巴大使馆办公主楼一楼的大厅和会客厅内，这里也是几年后卡斯特罗主席会见我的地方。

1999年9月29日晚，《古巴人民的朋友――余熙走向加勒比美术摄影展览》的开幕式在大使馆举行，展期10天。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的韩忠学等200多位中外宾客出席开幕式。阿?格拉大使在致词中说：“余熙从事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非凡的艺术成就，现已镌刻于古巴和中国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友好关系这一历史丰碑之上，并将成为亘古长存的组成部分。他也将成为新生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如何娴熟地运用文学艺术等创作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优良典范。”

中国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中国农业部原部长何康等多位老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资深拉美问题专家徐世澄研究员等一批专家；以及欧美多国的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员出席。

时任瑞士兼驻中、朝、蒙三国大使的周铎勉，为准时出席我的画展开幕式，正在平壤开展公务活动的他，毅然提前结束访问匆匆飞返北京，并从机场径直驱车古巴大使馆，以示重视和支持。

39、两次来汉的大使

古巴大使阿尔维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携夫人曾两次来汉参加过我的活动。大使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愿意再来第三次！”

阿鲁菲大使1999年年底起任古巴驻华大使前，曾经担任了7年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2006年8月离任回国后，现任古巴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2000年10月29日，武汉市举办《余熙走向墨西哥、古巴、瑞士、保加利亚美术摄影作品展览》，经我先期联络，市长王守海签署了发给上述四国驻华大使访问武汉市的邀请函，欢迎他们来汉出席展览的开幕式并剪彩。阿鲁菲大使和其他大使一起，由此第一次踏上武汉的土地。

开幕式上，阿鲁菲大使等四国外交使节、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韩忠学、时任武汉市副市长段轮一等各界人士出席了隆重的开幕式并致词。

阿鲁菲大使在致词中说：“余熙先生是古巴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为拥有这样的中国朋友而自豪！”大使还将他们从古巴带来的一幅古巴画家创作的版画原作赠我作为纪念。大使们还在副市长段轮一和我的陪同下，前往长江日报社参观座谈。

当天晚上，阿鲁菲大使夫妇应邀到我的家里作客。

我和夫人为大使夫妇沏了上好的中国龙井茶，并取出大使此前在北京赠送给我的古巴“哈瓦那俱乐部”牌朗姆酒，“咚咚”倒出几杯递上。大使夫妇还随我来到书房，观看我在古巴拍摄的1000多幅照片。他们兴奋地评点着照片里各自熟悉的场景和人物。

临上飞机前，大使对我说：“我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人民，希望能够再来！”

2001年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余熙走向二十一国（地区）美术摄影作品展览》。在市政府的邀请下，10国的驻华大使和外交官专程来武汉出席开幕式。阿鲁菲大使如愿再次来汉。

我的这一展览，适逢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落成后举办的第一个国际性展览活动。虽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十一个，但其中的“古巴”尤为引人瞩目。不少人在留言簿上阐发了对古巴怀念和关切。
在开幕式上，专程来汉的外国使团使团长、瑞士驻华大使周铎勉代表10国大使和外交官；武汉市委副书记殷增涛、市委副书记叶金生代表武汉市政府分别致开幕词。阿鲁菲大使对市长王守海说：“古巴政府和人民对余熙先生深表赞赏和感谢。他从事的文化交流事业，意义重大而深远。”

尽管来汉的所有大使和外交官都是我的好友，但我仍然特地从武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制定的接待日程安排中，为阿鲁菲大使夫妇“抠”出一个晚餐的时间，单独陪他俩到武汉市比较别致的餐厅品尝了武汉的金牌“黄鹤楼”白酒，以及几种湖北名菜。他们则赠送给我一瓶 “哈瓦那俱乐部”牌8年陈酿朗姆酒。大使说：“去年我们到你家去喝掉了那瓶古巴朗姆酒，今年再送你一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