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网消息 ■记者韩玉晔 实习生蔡文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昙华林旧照中，蛇山顶上的城墙和烽火台清晰可见。
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图》（局部）。
从道路侧面观察，土层中有着大量人工痕迹。
1936年的《武昌市街图》（局部）。
路在尽头突然变宽，形成一个宽敞平台。
随着蛇山显山透绿工程的推进，一段看似普通的山体，在一位年轻人对武昌城历史与战争的穷追不舍中，凸显真容：一段长约400米的明代城墙的夯土基及一个方形的烽火台遗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发现令人震惊，绵延1800年的武昌城，一直为老城墙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被完全拆毁而遗恨，没想到借蛇山山体之保护，居然至今还能看到一段风貌完整、建于明代的老城墙夯土基遗址，生动地述说着武昌古老的建城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武昌城之幸，武汉历史文化之幸。
今年元旦刚过，从武昌大东门一带看路边的蛇山，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山体和不久前种植的林木，天天行走在山边，因为多年来山坡下众多建筑的遮挡，很多市民如今才终于看到了山的真面目。正当人们为之庆幸之时，一位名叫陈勇的年轻人的眼光，却透过绿色的林木，奇怪地发现，蛇山山顶从西往大东门方向的走势，居然是一条几乎平行于地面的直线，而不像一般山体的结构自然起伏？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陈勇一趟趟地登上蛇山，在看起来似乎是早锻炼的人群走出来的山顶大道上反复地走着，这条山顶道路，又直又宽又平整，似乎连汽车都可以在上面行驶，难道是人为修建的一条山顶通道，可人们为何要在这上面花如此气力筑路呢？越走，陈勇的疑问越多了。
蛇山上大量人工夯土层为何而来？
陈勇本是一位普通的转业军人，曾经在广西边疆部队驻防长达12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在第九次对越旱季作战中立过三等战功，转业后工作之余喜爱参加本报组织的武汉人文地理俱乐部的活动，因为家住大东门（即老武昌城的宾阳门），他对武昌城战争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宾阳门的战争，和那些战死于宾阳门外的历史人物，多年来一直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军人的素质和对宾阳门的研究情结，使他对大东门近邻的蛇山山顶之路突发奇想，难道这条大道跟宾阳老城门有着什么联系吗？
从大东门（宾阳门）上蛇山，不过百米。为了从蛇山上观察大东门的地理位置，陈勇多次登上蛇山，并在蛇山东端发现一个比道路更宽敞的平台。站在平台上，陈勇反复观察，东面是城外长春观所在的双峰山，西边蛇山迤逦而来，南麓是宾阳门，北面是忠孝门（今小东门），从战争角度看，这是一处绝佳的防守要地，直观的感觉，这个土台是大东门门楼的战略支撑点。难道这里曾是武昌城防御体系老城墙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仔细观察脚下的平台和道路，陈勇发现，脚下的土层中，居然有着大量的断砖残瓦、陶片、瓷片等，随便挖开一处土层，都能发现非常多的历史信息，显然这不是蛇山的自然山体，明显是人工堆积而成。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人造夯土层，究竟为何而建？
史载这里曾有一段城墙和烽火台
带着诸多疑惑，陈勇请来武汉民间人文历史研究专家刘谦定和民间古砖研究者刘文斌两位先生。刘文斌断定这些破碎的砖瓦残片来自宋元或者更远的时期，而从小在蛇山玩耍长大的刘谦定，这一回再仔细审视这条自己行走了多年、再熟悉不过的山顶道路，突然惊喜地一蹦而起，他的想法与陈勇的猜测不谋而合，这应该就是武昌老城墙的一段！
这一猜想在网络的帮助下迅速得到证实，陈勇想起在“汉网”曾经看到过一张老照片，主题是上个世纪之交时的武昌昙华林，而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蛇山上有一段老城墙，其位置正好与今天山顶道路的位置一致，照片中的老城墙约在今武警医院东边山上，至蛇山东头制高点，依稀可以看到高耸的烽火台。
查阅历史地图，结果令人兴奋。从1521年的《湖广图经志图》、1883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以及1929年的《武昌城内马路干线及街道图》上，都在蛇山此段清晰地标明了这一段城墙的位置和走向，甚至是在武昌城墙拆除后的1936年的《武昌市街图》上，因为城墙基的完整保留，这一段老城墙的遗迹依然有清楚的显示。
刘谦定肯定地说，脚下这条看似普通但暗藏玄机的道路，应该是明代武昌城城墙的夯土层，因为1927年至1929年6月，武昌城城墙在拆除时，虽然这一段城墙的城砖全部被拆走，但城砖所依附的夯土层却因地势较高，又位于山顶，相对稳固而结实，不像城墙的其他地段，其夯土所在的地皮早已用于建房或作他用。这段较完整保存的蛇山城墙夯土层，如今虽然经过了80年的风雨洗刷，但它依然保持当年模样。
今天再行走在这段山顶道路上，对照历史地图，我们发现除了道路两侧有些水土流失之外，一直到蛇山东头的烽火台，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当年城墙的规模和走势。
这段城墙为何要建在山上？
为什么这里就是武昌明城墙的一段呢？翻阅由历史学家皮明庥主编、2006年出版的《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我们找到了相关记载。《武汉通史》记载，作为湖广都会的武昌，在明代初年有较大规模的拓展和建设，因为朱元璋亲征过武昌，以及其最喜爱的儿子朱桢出生于此地，当时武昌城修筑的规格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城市。
在明朝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的主持下，明武昌城由鄂州旧城向蛇山两侧大面积展开，地区范围东临双峰山、长春观，西至黄鹄矶头，南起鲇鱼套口，北止沙湖南岸（积玉桥一带）。明武昌城垣周长约20公里，整个城墙体为陶砖结构，墙身十分高大，西北部城墙最高处达3丈9尺，东南部亦有2丈1尺，城墙外有水面宽敞的护城河。当时，武昌城墙的壮观规模，仅次于都城南京，它可与老城北京、西安等比肩。
虽然武昌城在明清时期曾多次维修，但城池的规模在明洪武四年间就已定型，之后武昌城所变更的只不过是城门名称，而墙体始终未变，至多是墙面的砖体部分有所更换和维修。
观察明代地图，扩展定型后的武昌城，东边城墙应该是南北走向，实际上也大致如此，可为何城墙到了大东门却上蛇山往西走了一段，再折向北？而不沿着今天的中山路直接到螃蟹甲，这样岂不是走了冤枉路，增加了建造成本？为何又在蛇山东端修建这么大一座烽火台呢？
有过作战经历的陈勇站在蛇山东头的烽火台遗迹之上，突然一下子明白了蛇山城墙的意义。城墙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当年的武昌城几乎四面环水，绝大多数地段城墙都处于较高位置，视野开阔，易守难攻。惟有大东门一带，城外有双峰山（即长春观所在地）、紫金山（今湖北电视台大楼一带，山体已不存），如果大东门到小东门（今南方家具厂北侧）走直线，城外地势就会高过城墙及大东门城楼，明显不利于防守。于是，在建城时，建造者聪明地利用了蛇山，使城墙沿蛇山往西缩了约400米，使其建于高山之上。
还有另一个原因，蛇山因造山运动及水流中泥沙壅塞等原因，南坡缓而北坡陡。蛇山上的这段城墙，南坡平缓处正好处在城内，方便防守支援；北坡陡峭处却在城外，极利于防守，这一地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目了然。
当时，建城者还选址蛇山东端第一峰建了军事堡垒——烽火台。烽火台明显高于城外双峰山山头，且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在箭和弩的射程之内，于是，大东门一带守城的劣势就变为了优势。攻城一方即使利用城外双峰山的高地，但攻击方向却被迫由大东门改为攻打蛇山烽火台，这就是在大东门一带攻城异常惨烈的原因。
事实也证明这段城墙的重要，北伐之前的历次战争，进攻武昌城的主攻点大都选择了大东门，攻城与守城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这里都是主战场。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将领，如罗泽南、曹渊等，就是战死于大东门外的城墙下。
1926年，北伐军在长春观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曾在观内暂住。邓演达与郭沫若等人一次在此督战时，邓的衣袖被子弹击穿，郭的帽子被射落，他们身边的俄国翻译纪德甫被射中牺牲。为此，郭沫若还曾写诗痛悼英烈。
武昌老城墙今天还有用吗？
残酷的攻守城战争，让老百姓受尽了封城挨饿的苦头，1926年艰苦卓绝的北伐战争胜利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要“剁掉封建主义的尾巴”，武汉国民革命政府顺应民意，正式宣布拆武昌城墙，至1929年上半年，拆城结束，大量的城墙砖被老百姓或捡或买，用来重建家园，很多地段的城墙基，都建了民房或者铲平修路。如今，只有在重建的起义门一带，以及在昙华林、凤凰山、螃蟹甲等地段，还能零星地看到一点点老城墙的痕迹。另外除了大东门、小东门、平湖门、汉阳门、东城壕、西城壕等地名，以及沿城墙遗址而兴建的中山路之外，气势恢弘的武昌城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以至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武昌曾经还有过这么一座雄伟的古城池。
武昌城墙的消失，使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底蕴苍白了许多。然而蛇山上长约400米的这段城墙夯土基以及烽火台夯土基的重现，却奇迹般地彰显了武昌城当年的雄姿。烽火台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一般来说，城墙上因开有众多的城门，它是很少有像长城一样的烽火台，这个发现丰富和完善了对武昌城垣的系统认识。
刘谦定先生认为，自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孙权在蛇山垒石筑城起，至1927年由万声扬主持开始拆城止，以蛇山为依托的武昌城绵延约1800年而从未间断，其辉煌的生命韧性和浓厚的历史积淀世所罕见。蛇山城墙夯土基的发现，对于研究武昌城发展史至关重要，它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遗产，它也是不可多得的武昌古城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和见证符号。
在蛇山采访的过程中，几位散步的老武昌一直关着我们的活动，当他们得知脚下就是武昌老城墙时，都回想起童年时就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许多往事，不禁惊喜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一致认为要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蛇山透绿工程，再从民间征集武昌的老城墙砖，给这段夯土基重新穿起外衣，原汁原味地复建起烽火台，那么现在生态得到恢复的蛇山，不是就有了文化之魂，不是正好反映出武昌城的城市发展历程吗？这个工程，不需要拆迁，不需要造景，建设成本不高,却拥有丰富的内容和讲不完的故事，可能成为武昌新的历史地标，着实令人回味与向往。
（相关报道《战死于大东门的名将》见本期人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