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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时汉 李生广 黄晶 ■供图\薛晓云 刘建林 刘佑元
刘有余堂经数次改建，已失去昔日风貌。店内大量红木家具太师椅、茶几等，于上世纪80年代征调上了新建的黄鹤楼。现在所剩还有一对石鼓、碾槽、榨汁架和切药刀板等。
刘家上百号人四世同堂住在北京路20号三层楼里，直到解放初被迫搬出，此屋后来相继成为市中级法院和武汉出版社，不久前拆除。
武昌的“刘有余堂”和震寰纱厂是知名度很高的了，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老字号行业，其创业人都是曾经的“武昌首富”刘家。在近90年的历程中，刘家的人既有救死扶伤者，也有为国捐躯者，还有谋财害命者，总之都闹得轰轰烈烈。如今，虽然刘家后裔仍分布在武汉，但早已由辉煌归于平淡以至鲜为人知。
一时赌气开药店
“刘有余堂”是刘鹄城于1918年开设的。刘家经营棉纺厂、打包厂和房地产等，因经营有方而财源滚滚，有“武昌首富”之称。一次，刘家老太婆生病，着佣人到杨寿丰药堂取药。杨寿丰药堂店主杨文川是精通医术的著名中医。当时该店业务正处繁忙。佣人在柜台外连续催促了几声，发药人随口答了一句：“慌么事，要快，你们刘家就自己开药铺！”佣人回家以后将此话转告，刘老太婆便气愤地说：“开就开一家吧！”于是刘鹄城负气作出了开设药店的决定。他请当时的药界名流陈海山出面筹备，招聘各类专业人员80余人，不久就以刘有余堂的牌名在杨寿丰药堂的附近芝麻岭择吉开业了。
当时，刘有余堂的动机就是要把杨寿丰药堂搞垮，一场激烈的商战随之展开。刘有余堂不惜血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倾销各类药品。武昌其他中药店，也只好陪同降价销售。按照历来同业惯例，新店开业可减价三天以示号召，而刘有余堂竟减价两星期，且减价幅度颇大：出售饮片、成药，照原价打对折，参燕细货打七五折，健脾药糕、八仙药糕等只收成本的一半。一时贪图便宜的顾客蜂拥而至，城外前来购药者所花药费把路费算进去还较其他药店便宜。这场激烈商战轰动武汉三镇，特别使武昌的中药店受到冲击，杨寿丰药堂从此一蹶不振，最后只得关门停业。刘有余堂斜对面有家梅道和药店，知道与刘有余堂对垒无异以卵击石，只好向刘有余堂认输，后来由刘有余堂赠款400元作搬迁费，迁梅道和至府街口继续营业，避免了重蹈杨寿丰药堂的命运。
有句武汉话说“掐你有多的”，这也许是刘有余堂名的其中之意吧。刘有余堂所以能把杨寿丰堂彻底整熄，除依靠本身雄厚的资本外，还靠人才和药品质量取胜。刘老板以优厚薪金搜罗各类人才，当时应聘的都是武汉中药界著名的行家里手。如聘请的经理先后有陈必藩、姚达夫、易瑞庭、刘茂生；还有饮片办做文玉卿、切药人员姚保臣、程海珊，丸散办做钱显卿、前柜人员罗松樵、叶汉卿、陈松山、王松山等人，另有坐堂医生20多个，内外妇儿、跌打损伤，科目齐全。刘有余堂加工饮片胜人一筹，膏丹丸散的制造加工更是精益求精。为了遵古炮制，提高药品疗效，不惜以重金添置生产设备，为激制“紫雪丹”这一种成药，特定做重约一百两的纯银锅一口，在当时同业中是少见的。刘有余堂独家创制了儿童喜食的有健脾滋补功能的“燕窝糕”，和居家旅行必备的良药“长春丹”等。刘有余堂开业时资本额原为银洋6万元，当年年终结算时资本额已超过14万元，净利8万余元。营业额当时占武昌同业中的40%%以上。刘有余堂的规模很快超过了金同仁和陈太乙，成为武昌最大的药店。当时，长街（现解放路）上段美国人建的“圣三一堂”、印度人开的“印度眼科”和下段“三义百货”之间都是刘有余堂的店铺或加工间。
解放初，“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中，刘有余堂被定为违法户，其老店的主要门面因退赔抵押出去（成为后来的“三八储蓄所”）而移到现在的门面。接着公私合营，刘有余堂交由国家管理，国家给予刘家10年的定息补偿。武昌许多单位跟刘有余堂订有公费医疗特约合同，也就对它很有印象。
两代争气办“震寰”
刘有余堂老板刘家据说原籍是苏州一带人，本姓陈，因参加太平军来到武昌，被清军打败后避难到武昌土地堂。当地刘姓人家一是善良，二是看他带有浮财——手膀子上戴满了箍子（手镯），就将他收留下来。社会平定之后，已改为刘姓的这位祖上利用浮财作资金，在武昌城里做生意，渐有启发，家道殷实，据说有上百万两白银。刘鹄城在家中排行老二，因老大很早就夭折，他是实际上的“老大”，还有老三刘文清、老四刘逸行和幺弟刘季五。刘季五出生于1875年，30来岁时，他凑足3000块现洋到陕西捐官，后辞官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他与李紫云合作，创办了一纱厂（现国棉六厂）。后因与李紫云意见不和，将大部分资金抽出，并带领刘家关闭了涉及茶叶、绸缎、首饰和中药等十多家商业店铺，筹集了200万现洋，于1918年独家创办了“震寰纱厂”。在刘季五1955年辞世前后，纱厂主要交由次子刘梅生管理。
刘梅生1911年生于武汉，1927年至1931年在苏州宴成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并加入卧轨行列。大学就读于南通纺织工业大学,专攻纺织工程及管理专业。1935年刘梅生毕业后，正遇上震寰纱厂经营不济而停产，刘季五与刘国钧等合作成立了“武昌大成纺织染织厂”。接着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刘家举家迁往重庆。在重庆刘梅生先后开设了两个药铺以及“震昌实业公司”，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限成效并不大。1945年日寇投降后，刘梅生认为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回到武汉贴出布告：凡“震寰纱厂”的老职工可以优先回厂就职。其复厂的大部分资金是向银行押借而来。1949年解放前夕，汉口纺织工业会认为刘梅生年轻有为，推选他为常务理事、全国工业会监事。地下党人士出面邀请刘梅生竞选“国大”代表，刘梅生当时很是不情愿，有人说当选代表对工业会有利，要他一定参选。这样，由于其企业家和社会贤达的身份，刘梅生被选为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了国大会议。这事也成了他自认为的一件憾事。
在经历了许多磨难后，刘梅生从香港回到武汉又任震寰纱厂经理。1950年8月1日，震寰纱厂成为武汉市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刘梅生主动要求应该尊重党的领导，由公方经理唐厚美任第一经理。同时，刘梅生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从300元降为163元。
三镇遍布刘家人
刘有余堂先后在汉口胜利街、汉正街及沙市、重庆等地开过分店。刘氏大家族直到解放初都没有分家，成为武汉有数的大家庭。刘鹄城仅育一女，其女婿原系武汉空军政委。刘文清一生养尊处优，其长子笃生是汉口打包厂经理，次子宜生家出了个败类，刘佑方1947年因谋财害命而酿成震动全城的“双钉案”，27岁就被枪决。当时，刘家办有敦善堂，故刘佑方被绑赴刑场时，很多人感于刘有余堂平时的乐善好施而设路祭，摆了几里路，据说其盛况仅次于江城民众为黎元洪总统送行。刘逸行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学土木工程专业，并在留学期间与其弟刘季五一同参加同盟会。他自行设计了汉口北京路20号（原北平路32号）的刘家私宅以及震寰纱厂的厂房和办公楼。震寰纱厂的办公楼为西洋风格，尽显宏伟，其连同厂房均在房地产开发浪潮中消失。刘逸行有4子，其二子刘业青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因飞机失事而亡；三子刘业昶抗美援朝时参加了志愿军，他在战场上表现勇敢，战斗中受伤住院治疗没有几天，他便不听护士的劝告，偷偷换下病号服，赶赴上甘岭战役。就在板门店谈判签订停战协定的前三天，刘业昶不幸中弹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四子刘业翔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氏家族第三代“佑”字辈发展到40家之多，分布于武汉三镇，大规模聚会还是20年前的事。刘季五次子刘梅生之妻李佩芬今年已87岁，她在回忆往事时说，1946年春，经亲戚做媒她与刘梅生相识，两家都感觉门当户对，经过半年恋爱后订了婚事。当时的婚礼颇具气派，宴开300席，招待了各界人士3000余人。李佩芬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是硚口“广成和”锅厂老板的千金。为李佩芬出嫁，李家特地卖了一栋房子（价值2000现洋）作为嫁妆，其他陪嫁品更是数不胜数。李佩芬结婚后一直在家相夫教子，解放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李佩芬曾身兼数职，如武汉市民建工商联妇女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妇女节制会理事长等，热心为社会尽义务、为妇女儿童谋福利，不曾拿国家的工资。直到丈夫刘梅生于1986年病逝，生活上失去了来源，武汉市委统战部于1994年为李佩芬安排了文史馆馆员一职。在李佩芬的印象中，公公刘季五是一个乐善好施、和蔼谦逊的长者，也是忠实的佛教信徒，一生奉行斋戒。丈夫刘梅生工作很忙，待人和蔼，人生态度乐观，从未见其发火，总将“知足常乐”这句话挂在嘴边。李佩芬说：“‘文革’中我们家被抄几次，老底子都没有了。刘家的人要把个人得失放下，为国家多作贡献，我们做人做事都要对得起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