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网消息 ■罗时汉 周斌
图为历史地图中的黄陂同乡会即黄陂会馆，原在双洞门附近，是“五大”汉口会场。右图是根据郑超麟画的黄陂会馆的平面图所绘。葛亮／供图
这是迄今发现的惟一一张与“五大”相关的照片。与会的夫妻代表瞿秋白与杨之华在武昌的合影，上面题字有“最可纪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第一小学”等。这一天是休会日，也是李大钊在北京的蒙难日。
武昌开幕式，汉口主会场
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的李大钊，态度从容地走向绞刑架。这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天。
这位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被奉系军阀杀害了。他不是中共“五大”的惟一缺席者，还有周恩来、聂荣臻等在上海应对“四·一二”大屠杀，不能分身参加“五大”会议。38岁的李大钊之遇害举国震惊。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北京、上海、天津、太原等城市也纷纷集会悼念。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大”召开的时代背景。
同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是一年前就由共产国际确定的。中共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决议已为大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瞿秋白、李立三等召集在汉中央委员还进行了半个多月的会前筹备。1927年4月4日，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第三个儿子岸龙在都府堤呱呱坠地时他不在身边，他不是去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而是到汉口参与“五大”的筹备工作去了。正是因为准备充分，这次会议有来自全国14个省区的代表，加上外国来宾和国民党中央代表以及工农青妇的代表，可谓高朋满座。
今天，我们在都府堤仍然可以见到那幢高大的西式院门，想像着当年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小（其前身为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小）人头攒动的场景。尽管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由于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因此，“五大”还是开得十分从容的。风雨操场司令台上，“国共两党合作到底，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横幅十分醒目，写着俄语“CCP”的红色长方形中共党旗和国民党党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碳精画像，都布置在台上。开会时，主席团成员坐在台下，跟80多名代表面对面，台上只有担任记录的工作人员，他们面前搁一铃铛，代表发言超时就摇动以告之。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卫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韩浚多年后回到“五大”会址时讲述昔日情景，仍然充满自豪。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赶轮渡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大会27日开幕之后，28日休会一天。会务组的人员随即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一说自治街31号）黄陂会馆张罗。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称之为“重开正式会议”，到5月9日结束会议总共跨时13天。
关于“五大”的情况，今人了解的并不多，甚至连一份代表名单的档案也难以找到，根据当时300个党员中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其人数82人。尽管是半公开的大会，当时武汉的众多报媒却并没有报道“五大”的会议新闻。只有苏联《真理报》，5月8日、13日、15日连续报道了这次会议，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的一次会议。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全文之所以能够完整保存，一定程度上因为是由共产国际起草准备的。
“五大”代表郑超麟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画出过他记忆中的汉口会场的平面图。“五大”的正式会场黄陂会馆今天已难觅影踪，开幕式举行地除了风雨操场拆除外其他还算保存完好。不管实物的或存或亡，历史已经铭记，1927年，尚处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历史关头，在武汉召开了它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有国民党人参加也是绝无仅有的，所承载的中国革命之使命更是无比沉重的。
长江两岸、武汉三镇，见证了这次失望与希望并存的会议。
独秀作报告，罗易是主导
正如“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一样，“五大”的共产国际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也就是说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印度人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
事实确实如此，“五大”的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27日的开幕式，陈独秀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代表谭延闿、徐谦和孙科，英、法、美、苏四国共产党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共青团、少先队的代表先后致了贺词。29日，陈独秀作了《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报告洋洋洒洒讲了6个半小时。30日，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与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报告，谭平三等三位代表作了发言。5月1日劳动节休息一天。5月2日至3日，有13位代表发言，罗易作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报告。4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光临会场，先后三次即兴讲话。罗易、陈独秀、谭平三等也作了报告或发言。5日，7位代表发言，罗易又作报告。6日又休会一天。7日、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9个决议和宣言，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最后罗易作了《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算作闭幕词。
接着，五届一中全会继续在黄陂会馆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三、李立三、周恩来8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2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常委，后补瞿秋白、谭平三、周恩来3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担任总书记。还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
关于这次会议的“花絮”后人知之不多，可以判断的是，这是一个言路活跃的大会，代表们对口才极佳的陈独秀的报告不满，签名发言的就达38人之多。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议案，主张把农民组织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可是没有引起大会的关注。瞿秋白还在大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上一些代表赞同瞿秋白的观点，但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
“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失败中奋起，为胜利奠基
“五大”代表中活到最后的是四川南充市政协委员雷晓晖，她的这一身份是聂荣臻、阳翰笙所证明的。聂荣臻办公室1979年5月21日写给她的一封信：“雷晓晖同志：来信悉。荣臻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
2005年还健在的雷晓晖说过，“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对各个党员下了指示，现在白色恐怖一天天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叫各个党员自行寻找安全地方隐蔽下来，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自行寻找安全的地方隐蔽了下来。”
“五大”结束后不久，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全党57900多名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备受煎熬。2个月后“7.15”，汪精卫公开叛变，大革命彻底失败。据后来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统计，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1万之众。
烈士的鲜血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限于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以及邻近省份的负责同志，共22人。会议目的是为了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强调指出：在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民权，要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几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群众，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
“五大”当选的中央委员有31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4人。他们中壮烈牺牲的达25人之多，如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彭湃、邓中夏、林育南等。内蒙古的代表多松年，在回去宣传“五大”精神时，被反动派抓捕很快用一尺长的五根钉子钉死，并悬首于河北张家口，十分惨烈；还有的叛党、脱党或被开除，如张国焘、易礼容、彭述之等。但是，斗争——失败——再斗争，“五大”之后，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从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在革命烈火中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
中国共产党从“五大”到“七大”的10余年间就壮大起来，“七大”产生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除了朱德以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是“五大”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作为新的领袖人物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胜利的里程漫长而艰辛。在武汉召开的“五大”，是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光明大道的重要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