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 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农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自本世纪，特别是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以来，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城市化，如潘维先生主张组织贫困农村建新城；一种是非城市化思路，认为城市化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否完全对立的呢？本文认为，要将新农村建设放在一个更为现代化走向与农业传统纠葛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市化，而城市化则不能再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一、世纪之变：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国逻辑的规制之一在于其现代化走向和农业传统纠葛的历史进程。

    中国于19世纪后期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均由农村出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3个20年3次历史性贡献。

    1．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有着十分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90%%以上人口在农村，国民生产总值80%%以上来自于农业。尽管19世纪后期中国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但农业国家的格局长期未变。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是主线。而得以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1949年，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被西方经典学说视为保守力量的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并为革命胜利作出了最大牺牲。

    2．以农业支援工业。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工业化的初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了最大限度的支援工业，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公社组织体制等一系列措施，从农村汲取大量产品和劳力资源。其重要后果就是农民的收益增长十分缓慢。从1957到1977年，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不到一元钱，到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60多元，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未能实现温饱。农业支持工业不是因为农业剩余而产生，而是在政权力量作用下的农业贡赋，属于超经济强制。由此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3．以农民服务市民。正因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使中国的改革首先发源于农村，并取得了突出成效。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到城市。一直到2004年，中国出现了二次工业化及相伴随的大规模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和农民为二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作出贡献。其特点是城市发展优先，保护市民利益，以农民服务市民。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贡献，城市发展和扩张以低价甚至无偿征用农民土地为代价。据估计，仅仅是依靠政府征地，农民的土地贡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劳动贡献。上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和企业，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作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享受不到市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别日益扩大的态势。2004年，中央因此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统筹城乡发展。2006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造就了当下中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解决在当今世界上有着最多农村人口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与20世纪相比，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国家发展走向将从“农村包围城市”向“以城市带动乡村”转变。

    其一，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历史时，是将城市作为发动机的。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和需求这个集中的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列宁也曾经将城市比作现代历史前进的火车头。20世纪中国，我们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让农民作出巨大贡献，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现代工业和城市才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发源地和推进器。中国要在21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从根本上还得依靠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在现代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是依靠传统农业成为世界强国的；也还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依靠传统农业而摆脱生存与发展困境的。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推行非城市化和反城市化道路，结果造成巨大灾难。

    其二，城市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正在发展深刻的变革。第二、三产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城市人口已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果不以户籍制为线，城市人口的比例更大。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三分之二以上。无论是经济贡献，还是人口数量，城市已成为主体。

    其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这本身就表明，单纯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克服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换言之，没有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村运动”只是缓解了城乡矛盾，但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根本解决城乡矛盾的基础还是依靠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当下，离开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孤立地看待新农村建设，试图仅仅从农村内部寻求新农村建设动力的思路，实在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臆想。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大多是从毗邻城市的城郊地区向边远地区扩展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农村建设有赖于城市发展。

    二、城市带动乡村的机制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将转变以城市带动乡村，由此给城市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以城带乡的机制主要有：

    1、财政带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不断作出贡献的进程，并形成了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进入21世纪后，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国家更多的支持农村，将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于农村。而公共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集中第二、三产业的城市。正是由于农业税收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比例日益降低，中国才有可能一举免除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费。免除农业税以后，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前提条件就是城市创造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在中国，“三农问题”的表现不一样，东部地区缓和，中部地区突出，西部地区相对缓和，根本原因在于财政类型和数额不同。东部地区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城市，且地方财政收入多，使这些地方有较为足够的财力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如浙江等省得以在全国领先走向城乡统筹。在中部地区，长期属于农业财政，财政收入少，城乡差别大，缺乏足够的财力解决“三农问题”。农业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将仍然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不足。西部地区尽管城市财政力量薄弱，但地广人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大，“三农问题”相对缓和。所以，财政带动是城市带动乡村的基础。武汉市是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本世纪初，该市投入数十亿元进行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2004年，该市为了克服城乡差距问题，又开始在城市郊区农村推行“家园行动计划”，每年投资数十亿元，对于武汉市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投入，该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缺乏基本的财力支持。

    2、就业带动。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其重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在人多地少资源约束条件下，依靠农业自身，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出现产品增多，收入减少的逆行趋势，即“增产不增收”。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出现如此势态：农村外出人口日益增长；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日益降低，非农收入日益增长。非农就业已成为中国农民改善自己命运的主要出路。中国现有约1.5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人年均收入为1万元，其总收入便是1.5万亿元，这笔巨额收入是国家无法提供，也是农民在农村内部无法获得的。所以，进入21世纪，城市带动乡村的重要机制是就业带动，通过城市和工业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历程看，凡是农村人口转移最快的地方，“三农问题”就相对缓和。

    3、资本带动。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已成为共识。但农民进城只能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不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目前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依靠国家投入，即政府主导；二是依靠农村内部和农民合作，即农民主导。这两种思路都有一定局限。首先，国家投入只能主要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公共性问题，解决不了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微观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再组织农民从事生产经营。二是农村内部的农民合作并不能增加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劳劳合作”只能解决农民生活困境问题，解决不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增加新的生产要素。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生产要素愈多，愈先进，生产能力愈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之所以相对落后，就在于长期只有土地和劳动这两个简单的生产要素。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进生产要素从何而来，来自于资本。资本的特性就在于扩张，能将先进的生产要素带到它想要去的地方。中国的农业正处于相对性危机之中，即种田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意种田，同时也意味着转机。随着农民进城，为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条件，并将吸引资本下乡，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所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必须强化资本的带动，以建立现代农业。

    4．信息带动。当今的中国农村已深深卷入到全球化、现代化和开放体系之中，但农民组织方式仍然是以小农户为基础，构成社会化小农。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最需要的是获得及时有效的信息，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民与大社会的对接。城市是现代信息的源泉。城市通过种种渠道，为农村和农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改变千百年来封闭社会的格局，从而带动农村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农村发展先行一步，在相当程度决定于能够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推行“村村通”工程，正在悄无声息而迅速地改变农村的状况。

    5、制度带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总是将资源配置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相对分散的乡村来说，集中的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资源迅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创造出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和引导市场发展。因此，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不仅成为产品的生产地，同时也将成为制度创新的基点。如引领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资本市场及其交易规则，引领政治发展的现代民主政治，引领文化发展的现代知识及其传播机制，引领社会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创立，都是以城市为基点而展开的。农村曾经一度为制度创新的基点，但这是在传统中国城乡格局下，城市缺乏活力而造成的。同时这种创新是一种为生存所迫的、低层次的。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民的塑造都需要城市的制度带动。

    三、城市带动乡村的条件：新城市建设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的地位愈益重要，担负着带动乡村发展的历史使命。但是，中国的城市也面临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必须开展新城市建设。否则，城市就无法带动乡村的发展。通过新城市建设，应使城市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自我发展的创造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在中国，城市长期属于政治性城市、消费性城市，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和堡垒。这正是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依据。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农民服务市民，使中国城市具有特殊保护的特点。正是这一因素，造成中国城市缺乏自我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活力。城市发展的动力在相当程度依赖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贡献。从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格局看，都不同程度缺乏自我发展的创造力。东部地区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中西部地区提供的低廉的劳动力，而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护。中西部城市发展主要依靠从农民手中获得低廉的土地，大量属于消费性城市。所以，新城市建设必须使城市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不是依靠农村和农民的贡献，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城市发展。没有这种具有强大自主创造能力的城市，不仅无法带动农村发展，反而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新的负担。这也是许多人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那种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支撑城市化的道路也很难延续下去了。土地作为一种紧缺资源，其价格将迅速提升。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在发生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换，他们不仅要求有适当的工资，而且要求相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必须尽快实现转型，强化自我发展的能力，以此担负起带动农村发展的重任。

    2、具有区域联动的辐射力。中国的传统城市体系是根据政治统治需要建构的，城市布局不合理、资源集中与行政权力集中密切相关。行政权力愈大的地方，资源愈集中。由此造成中国资源过分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愈来愈强，中小城市和城镇相对弱小。这种畸型的城市结构无法有效地带动广大乡村的发展，缺乏区域联动的辐射力。因为，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总是有限的。中国东部地区作为发达地区，在相当程度源自于有一个大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共同形成的城市体系，能够带动乡村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体系不合理，特别是缺乏能够辐射乡村的中心城镇。这也是这些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坚固的重要原因。

    3、具有变革乡村的影响力。以城市带动乡村并不仅仅是财政支持乡村，更重要的是变革乡村，特别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由此就需要城市资本下乡。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无所作为。即使在东部发达地区，也是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相并存。中国的台湾省面积比广东、浙江和江苏省都小，但它有若干个种类的农产品的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发达地区不仅在于工业发达，同时还在于有发达的农业。而在当下，不仅中西部地区将农业视为包袱，东部发达地区对于农业发展也缺乏热情，由此也使这些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不仅要消化农民，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的乡村，通过资本下乡将先进的生产要素输入农村，不仅成为工业强省，而且成为农业强省。(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