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市建委出台《关于中低价商品房建设与销售管理实施意见》，南京市政府近日也正式批 准了该《意见》。该《意见》最突出的特色在于，规定了主城外占地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以上的普通商品房住宅小区，原则上应配建10%左右的中低价商品房。

　　此项规定虽属“原则上”，但依照南京市的一贯作风，字面上的“原则上”，未必不能理解为现实中必须照此办理。而总体来看，此举有点类似国家出台的“90／70”面积规定的价格版，对增加中低价房的供应有所助益，长期坚持，应该能够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对被高房价困扰的人群而言，可以视为一个利好。

　　但利好中的缺陷却也比较明显。“90／70”规定仅是政策调控方向的约束，并不直接涉及利益以及责任义务的纠纷，而10%的配建”规定，则卷入了这样的纠纷，其实际是在上游土地交易环节维持所谓市场操作的前提下，而在下游的房屋买卖上，动用了政策以及行政的强力。简单说，就是房产成本享受所谓的市场价格，部分产品买卖则实行政府限价。因此，10%的“配建”规定，本质就是用行政强力削减开发商利润，实际还是一个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与南京市此前引起巨大争议的最高限价政策形异实同。

　　可以预测，10%的“配建”规定肯定会引起争议，政府行政干预市场的质疑依然会延续。近期在许多城市推行的“限价房”政策，其用意也与南京的“配建”新政本质一样。在新建商品房中规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低价房面向中低收入人群，即便是在不少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但形式的相似毕竟依托的是本质上的不同。虽然政府可以用行政强行规定开发商提供一定比例一定价格的产品，但同时对应的，则是政府必须让渡一部分利益，提供一定的优惠措施。这种让渡与优惠，可以看作是政策对市场的主动引导，而其精神实质，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否则，只要别人付出而自己却不想放弃任何利益，这样的强力与铁腕不过就是依恃权力的蛮横。

　　探索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向市场投放中低价位的房产，尽可能地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在此前提下，南京10%的“配建”新政以及各地的“限价房”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问题是，这些看似得民心的新政都不约而同地以破坏市场经济的根基为代价，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政府的责任与边界。

　　就在南京10%“配建”新政报道出来的同时，兰州物价部门则对牛肉拉面进行了政府最高限价，理由是“市场调节价并不等于政府部门不能对牛肉面价格进行干预”。而在此理论下，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政府都可以以各种理由加以干预，政府的权力则在保障民生的大旗下空前膨胀———这清楚解释了行政部门为何青睐政府干预，却不热衷于思考如何增加供给的原始动因。（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