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包括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在内的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这一做法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期待，但也有人表示担忧，认为提高工资会加大我国劳动力成本，削弱我国的竞争力。

　　其实，这是一个 误解。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必须与它的社会生产率相协调并保持适度的比例，如果工资超过这个合理比例大幅上涨，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快速上升，对经济造成损害。 反之，如果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合理的比例，也将抑制消费，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导致优秀人才流失，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如，目前中国软件人才的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印度同类人员的40%，两国工资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国一些软件开发人才外流到印度。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鼓励性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局限。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三年里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将近25年来的最快增长；在欧元区12个成员国里，就业的充分强化了劳动力的短缺状况。新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目前都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令欧美国家忧心忡忡，但是，欧美不少国家的工资快速上涨势头已经保持多年，与我国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区分开来。

　　因此，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工资上升所产生的成本上升问题，就目前而言，尽快拉动内需仍是一切经济问题中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在维持多年的低工资状况后，我们应该让国民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何况这种分享本身还能激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