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最近一段时期，低工资问题“集中式”地纳入了政策的视野：先是国务院国资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调查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的有关情况；其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将采 取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在我省如火如荼推进的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使职工最低工资随经济发展相应增长”等一系列富民之举，正成为各地着力改善民生的一个刚性举措。

“低工资”问题由来已久，为何今天显得如此突出？因为，它已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从民生的角度审视，被“低工资”所掩盖的某些失衡与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挑战社会和谐。

老实说，劳动力廉价，事实上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动力廉价优势”的正效应不可否认。问题在于，如果就经济问题谈经济，这个“优势”似乎值得骄傲。但是，再进一步追问就骄傲不起来了。发展经济的落脚点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长期以较快速度增长而工人的工资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进而导致工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进一步的发展需求也受到限制，这样的经济发展，即使称得上有效率，也绝对谈不上公平，却极有可能蹈入“有增长、无发展”陷阱！

低工资水平只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经济发展较慢情况下的一种“倒逼”的结果。然而，并非一成不变。有专家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会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步向技术优势和管理、体制、竞争优势转变，这个转变也是发展进程“催逼”的。

因此，在收益于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警惕一种现象，即著名的“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所告诫的——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劳力超低价来刺激出口，那么出口越多，出口国生产者得到的收益越少，这个出口国也就会越贫穷。

何况，任由“低工资”低下去，可能形成不良循环：收入是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购买力较低，消费率就较低，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消费率偏低，会使快速增长的投资最终失去需求支撑，以至造成经济失衡。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造成了中国消费的长期低迷。问题还在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方面，外出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的高30%以上，农民才会迁移城市，若工资水平低到这一比例之下，单从成本上考虑，农民工就会返回农村，这显然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尤其是，从身边的“民工荒”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都在发出一个强烈信号——低工资经济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经济。一旦参与这种经济模式的经济体增多，那么经济体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就会不断“摊薄”原先本不丰厚的利润。

提高工资是解决上述种种隐性问题的“扣子”。这既是改善民生之要，也是科学发展之需。

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该只被看作是一个道德命题，更应该被放置到民生的高度去认识。走出“低工资”的迷雾，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利，乃是共建和谐、共享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