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在政府已经披露了相关信息后，公众为什么还有许多质疑，这值得思考。

　　贵州瓮安“6·28”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和华南虎照事件尽管互不关联，但笔者注意到，在信息披露方面，两地政府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对公 众关心的信息进行披露。问题是，在政府已经披露了相关信息后，公众为什么还有许多质疑？政府部门是不是没有完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呢？

　　6月29日，沸沸扬扬8个多月之后，陕西省政府新闻办宣布“虎照”是周正龙炮制的纸老虎，但公众却没有停止质疑，而是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对于周正龙的处理是不是公正？他是不是替罪羊，其背后有没有操纵者？相关领导干部真的只是“不作为、乱作为”吗？周正龙作为当事人，记者为何无法采访他？摄影界专家也指出，虎照技术处理极为复杂，周正龙无法单独完成。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牵扯面更广也更复杂。7月1日，贵州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事件。应该说，政府的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事发后，新华社也较快发出消息，这表现出党和国家处置突发事件越来越成熟。尽管如此，公众和媒体却想知道更多，与“虎照”事件一样，贵州省官方发布信息后，舆论仍然有很多追问。

　　比如，对于李树芬之死，尽管法医已经进行了三次尸检，但还有不少网友质疑：她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其中是否还有隐情？李树芬之死跟“6·28”事件究竟是什么关系？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究竟是如何组织的？

　　笔者注意到，贵州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陕西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由省政府新闻办组织的，相关当事人却没有出现。这种不平衡的信息发布模式，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都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这也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在“虎照”事件中，对于事实真相穷追不舍的法律学者郝劲松，就将该条例作为重要的法律依据步步猛追。

　　因此，我们可以说，“6·28”事件和“虎照”事件是两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仍有一些传统思维，这种思维在网络时代显然行不通，于法于理也说不过去。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也是新闻宣传的一部分。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明确表示，新闻宣传要按照传播规律办事。那么，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政府官员，是不是有这分勇气、自信和责任感，在披露公众关心的信息时，采取更开明开放、更全面灵活、更让人信服、更符合新闻宣传规律的工作方式，而不留尾巴呢？

(齐鲁晚报评论员 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