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纷纷感言，武汉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机会千载难逢”。

    面对机遇，武汉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是会内会外人士更为关注的话题。

    机会有了，就要看行动

    昨日

    拿了国家的金字招牌，让一直关心武汉发展的两院院士李德仁十分欣慰，“但拿到了牌子，不等于我们就发展起来了，这只是给了你一个名义，怎么做，是自己的事情，要靠我们自己。”

    据悉，现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只有北京和武汉两个，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国有几十个，各种开发区也有几十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两型社会”等很多牌子，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些。

    有人说，当牌子资源稀缺的时候牌子资源非常重要，但当这个资源不缺了，重要的是要落实。发展的问题是靠行动拉开差距，不是靠牌子多少来拉动发展。

    因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效应发挥到什么程度，关键在于行动的力度。市政协委员程明刚介绍，武汉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创新意识的城市，连深圳很多东西最开始也是向武汉学习的，但有一句话叫“武汉人只说不干，深圳人只干不说”，他觉得这个说法很形象。

    程明刚认为，获批“示范区”对武汉是一个机会，如何乘势而上，武汉要有战略思考和布局。

    争取政策重要，落实政策更重要

    在循礼门饭店政协分组讨论现场，市政协委员蔡跃平差不多是站起来抢走话筒的。之前他已提交了一份提案，但昨日他的话题仍没离开武汉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一焦点。

    “一些部门说得很多，但做得似乎很少。”蔡跃平手握话筒，“我已在很多场合听说武汉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将会有很多政策下来，但是我们到现在没任何感觉。”

    他是武汉一家小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公司20来号人，年营业额几百万元。尽管也曾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但他觉得其力度远远不够，“我们一直靠自己慢慢盘起来的，生存很难。”

    他说，在欢呼光谷成为“示范区”的同时，要对微小企业出台更多的政策，这是对“示范区”更为迫切的任务。

    市政协委员龚伟，任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他做了20多年的孵化器工作，见证了武汉小企业发展的艰难历程。“武汉的资源是有的，政府的支持政策很多，但落实很不理想，政策很多，呼吁很多，但有几条落实了？”

    这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感受。“举例来说，这些年我们有几十家企业从国家申请到3000多万的国家创新基金，按说地方政府至少要按1：1的比例进行配套，但这几年来，相关部门一直未匹配。我们多次反映，还是不了了之。”

    “政府要下决心改变一下思路，要把过去的政策清理一下，可以落实的要落实，不能落实的，就废止。我们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政策落实不力不满。如果它们生存艰难，武汉的自主创新就难以有希望。”龚伟认为。

    政策落实的问题，某部属高校相关人士也有同感。据悉，2008年我省出台了33号文，政策力度很大，提出了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四个70%”等政策，其中重要一点，即无形资产的70%奖励给科研人员个人，但这些高校不属于湖北省管辖，学校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它可以不执行此政策，即使想执行此政策，拿到教育部报批，也难以批下来。

    也正因为此，即使地方政策出台很好，但对科研成果聚集、人才众多的在汉中央部属高校，激励作用不大。

    缺科学家，更缺企业家

    武汉现有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是1990年代中期激活武汉过去存量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自主创新企业，比如烽火科技、华中数控、长飞、凯迪电力、华工科技等等。

    面对新的一轮产业大发展，有人认为，武汉其实缺乏新的有实质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作为支撑。

    但华中数控董事长陈吉红认为，武汉有一些很好的成果，但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还未将之激发出来，所以湖北的科教优势其实还没发挥出来。湖北的自主创新之树是枝叶繁茂，开花很多，结果不多，挂果不多，收获与大树的繁茂不相称。

    武汉市政协委员王亚宁认为，“广东制造”十分出色，但大多是低端的，有自主创新“话语权”的很少。武汉的科研成果很多，但转化率很低。

    他认为，武汉没有科学家肯定不行，没有企业家就无法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两者都很重要。有科学家眼光的企业家非常需要。但陈吉红认为，因为没有很好的政策做引导，科学家很难成为企业家。

    相对于科学家来说，武汉其实最缺乏的是优秀企业家。

    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清泉认为，科学家一般不愿意当老总。写写文章，做做课题就可以了，没有利益诉求。需要更深入的政策配套和调动。（记者 瞿凌云  杨文平  黄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