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生活的“来料加工”犹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持续不断而又循环往复。从“有中生无”甚至“无中生有”，非常考验作家的创作能力。
湖北作家周芳最初被文坛广泛认识，是她颇具辨识度的非虚构写作。她的小说创作近年来也日臻成熟，小说集《腾空而起》是其重要收获。
有意思的是，相较于她的非虚构写作甚至长篇小说《膏矿叙事》都有相似的背景、题材或特定的空间情境，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互文性和整合性的有机结构。《腾空而起》的内部联系要宽泛松散得多，更像是那些主题策划和结构统筹之下的漏网之鱼，或者是她非虚构写作的边角余料，反而少了些刻意和整饬，显得松弛别致而又见性见情。就像在生活的角落或情感的灰烬中重燃一堆星火，袅袅升起的不仅有女性丰饶的内心和炽热的情感，还有她们从重负中挣脱的生命尊严和对飞翔的渴望。
把《腾空而起》里的七篇小说连在一起的最佳方法就是女性命运。每篇小说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女性声音，她们深陷现实或内心的泥潭，不断被生活围困碾压又努力破局重生。她们是故事的主角、叙事的驱动，还有着细腻可感、丰富多变的情绪情感和情动体验，从而凸显出女性强大的主体性及对女性命运的深切观照。
《腾空而起》
女性对现实困境的痛惜与追问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女性的苦难或不幸并非出于物质贫困，而是突发的意外、疾病、死亡等现实遭际带给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创伤。
《腾空而起》是升级版的《重症监护室》，不但关注病人的耻感与尊严，还有对医生真实内心的扫描。患有重症肌无力的莫小慧在医院里之所以一心求死，既有过去孪生妹妹之死留下的伤痛和罪感，又有现实中被困于重症监护室、身心所承受的痛苦，还有母亲为了争取善款，到处卖惨、展览病痛带给她的二次伤害。由此，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和对生命尊严的看重已经战胜了对于死亡的恐惧。
《太阳出来亮汪汪》里的樊倩倩也在找人说话，是《在精神病院》的溢出部分。或者说，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疾病，都幻化成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捂住病人急欲倾诉的嘴巴，让他们陷入比疾病本身更为痛苦的处境。小说于一种絮絮叨叨、颠三倒四的讲述中揭示了女性过去生活中的所有不幸以及重压之下的精神崩溃，仿佛只有在人生苦难的不断叠加和美好初心的反复咏叹的强烈反差中，才能强化对女性悲苦命运的深刻痛惜与追问。
对女性角色地位的觉醒和内省
周芳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比较传统、谦卑，对男性有一定依附性，很容易困在自己的家庭角色里，并在漫长的纠结痛苦和精神成长中逐渐滋生出女性意识和救赎行动，认识到女性最重要的角色不是依附于权力或家庭，而是为自己。
从心理学角度看，《天使在微笑》就是一个关于“母职内疚”的故事。主人公苏小瓷的内疚不是因为没把孩子养好，而是因为母职的丧失——为了不影响丈夫仕途，她打掉怀孕的第一个孩子并落下病根，于是想办法把医学院陈列室里的婴儿标本带回家——表情微笑的婴儿标本正是一个丧子母亲的心理投射或移情，就像一个拯救她于水火的天使。即便在社会进步的今天，职业女性仍然要在家庭中付出更多劳动和情感，不但要以男性为重心，还要因此做出更多的自我牺牲。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的这种自我牺牲不是被动被迫的，而是基于对丈夫的倚重、关心和爱。所谓“关心则乱”，《局外人》不是对加缪名篇的化用和延伸，而是女人因为官员丈夫的突然失联，陷入家里家外各种捕风捉影、失去知情权和参与感的忧虑与恐慌之中。《枕边人》写女性在心理上对丈夫的患得患失：既有对夫妻关系中某种疲态和中年危机的警惕，又有在墓园工作的特殊性带来的悲观和敏感。如果说《天使在微笑》的结尾，苏小瓷把婴儿标本放置床头，展示内心伤痛的同时尚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反抗意味，那么到了《如何是好》，女性对长期以来的社会框定和家庭角色的抵制伴随着强烈的自我觉醒终于到来。两个在殡仪馆结识的女人由各自不知“如何是好”的悬浮不安状态到终于找到自我、安放身心和学会爱自己。两人互为镜像，更像是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一体两面。
女性出走的决心及其自我救赎
人生需要旷野，诗与远方在召唤。小说里的女性表面上是被困在一个个具体情境和现实角色里：职场、家庭、妻子、母亲、生老病死，其实更多的是困在过往的阴影、内心的伤痛和自我的迷失里，所以逃离的冲动、出走的决心、寻求治愈与救赎的愿望和行动就格外强烈。
《拉姆客栈》以故事套盒的形式，讲述了两个有关伤痛与救赎的故事。一边是单亲妈妈张雅平远赴西藏的疗伤之旅，既是完成儿子遗愿，更是纾解丧子之痛；一边是瘸腿而有些失智的丹增和弟弟加措在父母双亡后相依为命，通过开客栈来维持生计，更是为了疗愈丹增失去心上人的伤痛。两条线在拉姆客栈会合，这家中文名为“与尔同销万古愁”、藏语名寓意“吉祥幸福”的客栈，让内外双方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双向的打开与疗愈，让人重拾生活的信念与勇气，并多方位展现了世间情义。
令人向往与奔赴的还有《腾空而起》里的可可西里，年轻的医患双方对各自的被困现实以及对生活中一切虚假展示与表演的痛恨，都化作重返可可西里、看藏羚羊接受心灵洗礼与精神救赎的愿望。甚至《如何是好》里的太息山，也成为家庭女性的出走之地，在与自然山水的亲近和个人的省思修行中重新找到和确立自我的价值。
周芳对笔下的女性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共情与悲悯，也描摹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彰显，女性终于走出长期以来的“雌竞”设定，有了相互体恤、携手前行的同盟情义，甚至可以得到异性的理解和支持。譬如《如何是好》里的女诗人和她的健美男友，一起帮家庭女性抵制夫权的自私霸道；《腾空而起》年轻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正是出于对真情实感和生命尊严的共同尊重，男医生对于女病人的处境由不理解到感同身受，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生命的飞翔与命运的“腾空而起”；《枕边人》里的中年女性，天天跟死者打交道导致对生活充满诸多不确定与不安之感，却在守墓老人温和持久的死者关怀及其隐忍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得到释放和安慰。
对写作对象的深切代入和主体投射
无论非虚构还是虚构，周芳的写作一直有很强的主体性和抒情性。把自我揉碎灌注其中，用情之深，用力之重，语言铺排悠长，叙事一唱三叹，擅用讲述、对话和心理描写，通过故事套盒、双线并置或交叉叙事，竭力呈现出叙事的密度、情感的浓度和人物的丰富内心，很有些心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尤其善于描摹女性的情动。情动理论来自斯宾诺莎、德勒兹等西方哲学家的阐释和发展，关注“人类在情感、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非理性和情绪化的瞬间体验”。《腾空而起》里的女性情动，主要表现在女性面对社会与家庭、自我与他者、职场与家庭、疾病与死亡等方方面面的困境时丰富的心理活动与情绪反映，既有特殊情境下的压抑与宣泄，更有痛定思痛、寻求突破的疗愈与救赎。
当然，如何对一些沉重的题材和生命体验进行适当卸力，以轻写重、以柔克刚，获得一种叙事的张力和韧性，或者像卡尔维诺的轻盈美学一样，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如何在写作中不被沉重的经验和太深的共情所压垮，而有“出乎其外”的客观跳脱和“腾空而起”的飞翔能力，或许是作者在今后的写作中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提升的。
吴佳燕
（吴佳燕，评论家，文学硕士。有多部作品刊于《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北京文学》《长城》等，著有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现为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