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路169号，是一栋淡黄色的砖混洋楼，共两层，状似城墙，敦实平整。楼房的上檐是曲形涡卷，在夕阳里泛着赭色，高耸的大门默然立着，与车水马龙的街角相对。

我移步上前，蓦然间发现门腰处的两块白玉牌匾，上面写着“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大公报旧址简介”。里面，是曾经《大公报》熙攘的文字世界。

天津市大公报旧址门腰处的白玉牌匾。本组图片均为曾晋 摄

天津市大公报旧址。

《大公报》在天津有三处旧址。午后时分，我搜索地址，来到《大公报》最初办公所在地——现在的哈尔滨道42号。它消失在41号和43号门牌之间，埋在居民楼之中。道路两旁，绿荫亭亭如盖。

在几次城市大规模改造中，《大公报》创刊地及印刷厂先后被拆除。1902年6月17日，就是在这里，排字工房飘出新鲜油墨的气味，排满铅字的纸张还烫手。英敛之这位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报人，以社论作为武器痛陈时弊，在清末暮气中劈开一道思想的光隙。创刊号报眉“大公报”三字是严复用狼毫蘸着忧患写就的，报头之下“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宗旨，穿越时空，透亮清晰。

天津市哈尔滨道41号楼。

已故《大公报》老记者刘洪升曾回忆，《大公报》在天津办报，首先要报道天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社会风俗，各种人文环境、地理环境都要报道。这对提高天津知名度，促进天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我站在安静的街道，想着那一盏盏星火都藏在这方寸建筑之中，从海河到黄浦江，再到香江，至今依旧没有熄灭。

离开哈尔滨道，走了约半个小时，我来到曾经的日租界旭街，今天的和平路169号。据说，190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接到“馆房转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过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向望海楼教堂借款一万元，租用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地皮，自建二层洋楼，同年9月5日迁到新址。这就是《大公报》的第二处家。

如今，抚摸小楼外墙，能触到不同时代的断层，青砖接缝处遗留下历史沧桑。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见证了中国现代新闻业最壮阔的浪潮，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似乎依旧清晰。

在日本军国主义逐渐扩大侵华势力范围的时期，《大公报》严厉谴责日寇的暴行，呼吁国内一致抗日，刊登社评《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表达“绝不接受非法统治”的不屈姿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停刊。可是，小楼的身影从未消弭，在烂漫的霞光天色中，我仿佛看见它，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桂林……无论如何颠沛奔波，《大公报》为抗战的呐喊从未停止。直到1945年，《大公报》特大号铅字印刷“日本投降矣！”五个大字、一个感叹号，简单有力的一句话瞬间传遍中华大地。

夕照之下，我看向阳光闪亮的一处窗口，好像看到了范长江在延安窑洞里的那盏油灯。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范长江加入《大公报》。

范长江意识到，抗战的大后方在中国西部，应当有人去考察，让人们看到那里的风景、听到那里的声音。西北之行的一次次彻夜长谈，这位年轻记者篝火下的字迹，记下红军北上抗日的身影，照亮“千年未有之变”，展现中国前进的新方向。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曾震撼全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步行街上的铜板。

离开小楼，我走上临楼步行街。大理石路面上镶着一块暗黄色的铜板，铜质表面被无数人的脚步踩得光滑发亮，上面写着“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字样。这处旧址在历史的长河里，几经沧桑。许多人士都曾为保留它奔走，天津市政协委员及有识之士多次现场考察，以提案形式呼吁，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多次建议要保护好《大公报》的老报馆。

白日将尽，这个傍晚里的小楼，工人们坐在雕花廊柱旁的门式脚手架上，用软毛刷小心拂去灰尘，用钢筋铁骨重塑它的楼架，匡新它的躯壳。

2025年8月，天津市文物局正式批复同意《大公报旧址修缮工程现状勘察与设计方案》，标志着这一承载百年历史的建筑保护性修缮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进入到实质性实施阶段。(作者：曾晋)

天津市大公报旧址楼房屋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