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十二，我在大雪纷飞中降生。父亲因我是女孩掉头就走，母亲怕旁人议论未婚先孕的窘境，连出门都不敢把我抱在怀里，我像个“见不得光”的孩子，连晒太阳都成了奢望。有一次她急着出门，把我独自留在空荡的屋里，等她匆匆回来时，我已哭得几乎断气，小脸憋得发紫。幼时我还不懂什么是“被嫌弃”，只是本能地觉得，我的到来是并不被期待且不受欢迎的。

而爷爷，是第一个真正温暖我的人。得知我出生的消息，他带着满心的喜悦赶来。路过一家小院时，一枝腊梅顶着积雪从墙头探出头，爷爷盼着我能像这梅一样凌寒独自开，于是便给我取名“冬梅”。

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每晚小脸烧得通红，每天深夜，爷爷都会穿过半个城来我家，手里攥着一把新鲜的四季葱，小心翼翼地剥出葱白，先在火炉上烤热，然后再在我的小腹上轻轻按摩，一遍又一遍，直到我额头的烧慢慢退下去，呼吸渐渐平稳。有爷爷在，我夜里就不害怕了；有爷爷的手在，身上的疼就轻了。后来我常想，那个小小的生灵，本能地知道谁是真正疼爱她的人。

后来，父母下放农村，我也跟着来到川湘鄂交界的大山深处。这里山大人稀，生存环境恶劣，我很快得了胆道蛔虫引发的胃穿孔，小小的身体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疼得满地打滚。爷爷背着沉甸甸的药箱，连夜翻了好几座大山赶来，带来二十剂中药。爷爷蹲在放药的门板旁，仔细叮嘱我母亲煎药的火候，又摸了摸我枯瘦的脸，轻声说：“冬梅别怕，喝了药就好了。”那一刻，看着爷爷忙碌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好了许多。

在农村的日子，饥饿与孤独是常态。每天早上七点，我揣着一小坨玉米饭出门，要走七八里山路才能到学校，下午四五点放学回家，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每天下午两点，学校山下榨油坊飘来的香油味，顺着风钻进鼻腔，馋得我直咽口水，我却只能攥紧衣角，把口水咽回肚子里。父亲常年不在家，从不过问我的委屈，母亲也只是叹气。唯有爷爷，每次来看我，都会蹲下来问我：“冬梅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爷爷还会把我拉到身边，教我认草药，说“以后遇到困难，就想想你名字里的梅，石缝里都能长，冰天雪地中绽放”。

我十岁那年，爷爷想尽办法把我从乡下接进城，带在身边教导，爷爷说十到十五岁是人生最关键人格的形成期。八十高龄的爷爷从小姑家搬出来，带着我住进医院分给他的小房子——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那时我因为常年吃不饱，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到了爷爷身边后，胃口变得特别好。在食堂吃饭，我能一顿吃下三两米饭、两份瘦肉，周围人都偷偷笑我“太能吃了”，爷爷却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轻声说：“乖冬梅，慢慢吃，别噎着，以后白米饭天天都有。”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要知道在乡下，只有大年三十到初一，我才能吃上一碗白米饭。爷爷还会给我买孔雀牌洗发香波，笨拙地帮我洗头发，说要把我洗得香香的。洗完后，用布满皱纹粗糙的手给我梳小辫儿。这些细碎的温暖，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个值得被疼爱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其实是县城有名的老中医。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号召，捐出了自己的医馆，而爷爷唯一的要求，只是能继续为患者看病。每天来找爷爷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一个中年农村妇女从乡里赶来，她只有六元钱，不够买十副药，爷爷就从口袋里掏出三元钱递给她。我在一旁不高兴地噘着嘴，说“我过年时您才给我两块压岁钱”，爷爷却笑着逗我说：“冬梅，医者父母心，每个病人都是爷爷的孩子。”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爷爷的爱从来不是偏爱，而是一种博大的发自内心的仁爱。

最温暖的记忆是，每到发工资那天，爷爷都会去银行把钱换成五分的硬币，用纸裹成圆筒，放在办公桌右手边。每天中午，我只要跑过去大叫一声“爷爷”，爷爷就会笑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枚硬币递给我。这小小的五分钱硬币，是我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成了我后来面对人生风雨时，最坚实的支撑。

我十五岁那年，爷爷在九十一岁高龄溘然长逝，我痛彻心扉——再也没有人叫我“乖冬梅”，再也没有人给我炒带花椒的蛋炒饭，再也没有人每天给我五分钱买零嘴了。爷爷出殡那天，天降大雪，可自发前来送葬的人排成长龙。我站在人群里，突然明白：爷爷给我的爱，不仅治愈了我的身体，更治愈了我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爷爷取的“冬梅”二字，早已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力量。

今夜，我焚香一炷，遥隔时空，向爷爷倾诉无尽的思念。这么多年来，我终于读懂：爷爷给我的从不是简单的祖孙情，而是一双“隐形的翅膀”。正是这双翅膀，带着您的温度与力量，支撑我走过童年的阴霾、半生的坎坷，让我真的活成了爷爷期盼的模样——如风雪中的腊梅，顶寒而立，迎风绽放。

爷爷种在我心底的那份仁爱与慈悲，也早已生根发芽。我如今取得了北大博雅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我知道此生没法像爷爷一样去治愈病患的身体，但是我可以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去疗愈人们受伤的心灵，会带着爷爷的爱与期望，像他当年守护我那样，去守护更多需要温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