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 柯称 张静娴
冷板凳，一坐六十载，皓首穷经，为往圣继绝学；
编大典，一生四部书，利今传世，承章黄谱新篇；
带团队，一门三代人，学术薪传，弘中华文化魂。
2月9日晚，为中国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宗福邦逝世。
启航：从学普通话到编大字典
历史的年轮上，总刻着一些意外形成的美好。
1959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青年宗福邦被分配留校教汉语，这让他颇感意外。“我是广州人，刚来武汉时听同学讲话都像是听外语，我的普通话别人也听不大懂。但我服从组织安排，说不好就去学。”宗福邦曾这样回忆。
第二年，宗福邦到北京参加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他从音标和发音学起，虽然觉得枯燥不堪，却无意中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音韵学从此成为他终身的志业。
28岁时，宗福邦在中国语言学的权威期刊《中国语文》上发表《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首次提出广州话阴平调已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入声韵应是四个调类而非三个等新观点，奠定了学术声誉。
1975年，宗福邦参与周恩来总理亲自要求开展的国家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的编写。由于出众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宗福邦被任命为编委和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这本大字典改变了‘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我有幸能参加这样的工作，为国家做点事，很高兴。”宗福邦说，这项工作也坚定了他的学术信念。
淬炼：手写70万张卡片编巨著
1984年，宗福邦组建了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一年后，《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目标是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里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关字义训释资料，进行系统完备的收录。
编纂《故训汇纂》时期的宗福邦教授
如果说《汉语大字典》是给汉字编“户口本”，那么《故训汇纂》可以看作给每个字确定“族谱”，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治学严谨的宗福邦规定，所有引用资料必须采自原书。为此，在资料搜集阶段就花了5年多的时间。
“至今还记得老理学院翼楼那间简陋破落的大房间，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电扇如同虚设，一排排的木质书架上堆满了手抄的卡片，还有斑驳陆离的桌案前后忙忙碌碌的一群衣装朴素的老师。”宗福邦的学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于亭，这样回忆第一次拜会宗福邦时的情景。
不开电扇是怕把卡片吹乱了。当时电脑还是稀罕物，项目组没有经费买电脑，也没人会用电脑，所以只能用手工方法，辑录了近70万张资料卡片。后来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复核，共查出6000多条错误。
最终，1300万字的鸿篇巨制《故训汇纂》于2003年正式出版，比宗福邦预想的10年多用了8年。该书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大成：2600万字工具书利今传世
在《故训汇纂》之后，宗福邦带领团队推出了它的姊妹篇《古音汇纂》，1998年立项，2020年出版，又是1300万字，这次花了22年。
《古音汇纂》是一部汇总先秦至晚清历代典籍中汉字读音的工具书，努力探寻汉字字音发展演变的轨迹。它的难点在于没有任何“大书”可以参照，完全靠自己探索。
在这22年中，宗福邦还有14年在同步完成另一项高级别超大项目——带领武大古籍所11人团队独立完成《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其历时18年完成，近1000万字，是一部徵引繁浩、体大思精，充分反映古代音韵学成就的大型类书。
宗福邦同时主持两部巨著，长期的伏案工作让他的脊柱高位第一节处骨质畸变造成神经压迫，随时有瘫痪的危险。2010年，担心工作无法完成的他，下定决心南下广州接受手术。据于亭回忆，宗老手术时仍随身携带《古音汇纂》书稿，心系工作。
手术虽成功，但宗福邦身体机能大不如前，活动空间大大受限。“后来，他的手抖日益严重，但在项目组里仍然是干的最多的一个人，直到80多岁高龄仍坚持亲自审稿和定稿。”于亭说，经他看过的初编稿和初审稿，页面上朱墨烂然，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哆哆嗦嗦的字迹。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两部大书共计2600多万字，成为开启传统文化典籍宝库的钥匙。它们被学术界称为“利今传世的巨制”，被认为是可以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相提并论的工具书。
守心：晚年重启乡音研究
一生四部书，宗福邦为此放弃的，几乎是其他所有。
藏起了年轻时的文学梦，遗忘了打篮球、下象棋的爱好，放弃了个人的研究和论文发表……直到2018年前后，《古音汇纂》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宗福邦一天也未停歇，立即重启了对“入声论”的钻研。
“入声论”是他心中一直埋藏着的课题。汉语自古有四声，但是古代还有一种声调叫入声，如今只在部分南方方言中有留存。作为广州人，宗福邦对这份乡音有着长久的学术思考，希望能彻底阐明入声的性质。
于亭描述他晚年生活：“先生每天很有规律，早上起来就坐在书案前面在读书……手抖得无法书写，也坚持涂涂画画做标注。”在身体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支撑他的是未完成的心愿，“老一代学人将学问视同生命，一天不读书不做学问，他就觉得虚度光阴。”
责任和奉献是学生们从宗福邦身上学到的最多的东西。于亭回忆，因为身体不便，宗福邦晚年不仅在家里开会、办公，还坚持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家中开课教学，审阅论文，伏案审稿，无一日或歇。
于亭说：“我一直觉得老师举轻若重，矻矻坚守，活得很累。他一生都奉献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于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默默耕耘，至死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