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阳新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年里，适逢当时的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各地展开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从1983年开始，阳新县文化馆对全县118个农村乡剧团进行调查，同时开始了长达10年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较为深入地长时间接触和浸润于幕阜山区民间文化中。在乡镇文化站工作的同志，没有专门的经费，是出于自己的职业本能和对乡土文化、民间文学的爱好，做着这些工作。除了翻山越岭、深入村塆去寻找传唱人和“说古佬”，实地采录一些故事、歌谣、谚语文字，我当时还要把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同志搜集来的原生态的记录，做文字通顺化、规范化和符合事理逻辑的处理。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条件，都是现场改动、现场使用，或现场手抄下来，不可能复印或刻写多份，所以保留下来的文本不算太多。幸运保存下来一些被废弃的、“互文”严重的叙事诗抄本，我一直将它们存放在一个专门的纸箱里，大概有几十种。

徐鲁在阳新县文化馆宿舍里写作

阳新县当时属于咸宁地区，还没有划归黄石市，所以，我和费杰成、赵海林等人参与了由咸宁地区群艺馆负责的整个地区的“三大集成”编委会工作。当时，全县所有乡镇的文化馆、站都参与了“三大集成”的普查和搜集工作，像龙港镇文化馆的陆爱国馆长、富池镇文化馆的梁谦益馆长、枫林镇文化馆的刘耀煌馆长等，工作都做得很好。这些同志在各个乡镇都称得上是“人尖子”，而且说拉弹唱，无所不能。他们也都是一方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与耕耘者，是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播种者。当年，各乡镇的一些塆子里，还有一些健在的民间老艺人，被称为“故事篓子”。此外还有一些喜欢说说唱唱、热心民间文化搜集与整理的“乡土文化守护者”。可惜，没过几年，他们大都老去，有的还不在了。

徐鲁在幕阜山区工作时期的留影

民间文化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素材资源。虽然我是文学写作者，看似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这些艺术门类关系不大，但这些艺术里都包含着独特的民俗、名物和故事的元素。像跑莲船、板凳龙等民间舞蹈的编排，就与民间音乐、民间戏本密切相关。

当地的不少文化馆、站的同志都多多少少地熟悉阳新的民间音乐。他们认为我文笔好，有动手创作的能力，所以当时我写过很多带有民歌风味的歌词，再由他人谱成带有山歌和采茶调风味的曲子，有的歌曲还在湘鄂赣三省邻县的会演中获得过奖项。例如《跟着那杆红旗走》《勿忘我》等，至今在阳新县组织的一些演出中还能听到这两首歌。

我进入文化馆之后，经常去乡镇文化馆、文化站辅导业余作者，先后到龙港、富池、枫林这些地方给业余作者们讲课。有时候，乡镇文化馆也会召集他们来县文化馆，集中办班培训。可惜，当时无论是县文化馆还是乡镇馆站，都经费拮据、条件简陋，也没有太多的音像资料保存意识，因此，很少有录像资料留存下来。照片和文字倒是留下了一些。县文化馆曾经整理出版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资料性的印本。记得当时我还颇下了点功夫，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湖北卷·阳新分册》的歌谣卷撰写了“半篇”前言，我论述了其中的歌谣文字部分。现在在县文化馆、县图书馆里，应该还能找到这些属于内部印刷的资料本。我在写《远山灯火》《小菊的茶山》等小说时，想再翻翻这些资料，从中找到一些可用的素材，就只好从旧书网上，花费高价买回了几本，包括阳新采茶戏的资料。

幕阜山区盛产高大的楠竹，像阳新县的筠山等地，都是有名的楠竹之乡。竹乡里流传着一句俗语，叫“雷公不打种竹郎”，源于山民们世代传唱下来的一首古老的山歌：“天降甘霖，竹苗秧秧，地生甘露，竹苗长长。田庄地旁生金银，雷公不打种竹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竹，子孙起屋作栋梁。栽树、种竹、铺路、修桥，都是积德之举，所以连雷公都会保护种竹的人。我想，从事民间文化搜集、整理、保护的人，也会像山区的“种竹郎”一样，功德无量。

徐鲁与阳新县文化馆同事在农村考察民俗

我后来写了大量以幕阜山区为题材的长短文字，除取材于新时代幕阜山区的山乡巨变、采茶戏艺人对乡土艺术的传承与守护，以及有关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化、自然风物和独特名物外，还有我对一些较为熟悉的民间文化人物的记录。这是这段经历带给我写作上的启迪和思考，我想记录下的，正是这些雷公不打的“种竹郎”。

（徐鲁，诗人、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