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大盂鼎铭文看“德”字起源——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博古知今）

青铜器大盂鼎铭文中的两个“德”字。李京擘摄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有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大盂鼎。在大盂鼎291个铭文中有两个“德”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代“德”观念的起源。

甲骨文里没有“德”字，但有一个与其形状非常相近的字。为表述方便，这里姑且称其为“徝”。“徝”字由两部分组成：一侧是“彳”，意为道路或行走；另一侧是“直”，其形为目上一竖，意为直视。两形会意，为循行视察之义。甲骨文里有大量“王徝土方”“王徝伐土方”“王徝出”等刻辞。从卜辞可以看出，“徝”与商王出行巡视及征伐活动高度相关，有浓厚的武力威慑的意味。

大盂鼎中的两个“德”字，是在“徝”字的“直”部下增添“心”部而得。“德”字的出现标志着周人统治思想的重要发展，即从以力服人转向以心服人。

不过，“德”字并非随着周人新观念的形成而立即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藏有另一件比大盂鼎更早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称天亡簋。天亡簋中也有“德”字，虽然字形仍为“徝”，但字义上已经是“德”了。显然，周人先有了德治的理念，并暂以“徝”字表达，而后增添了“心”部以与其新观念相契合。

我们先来看“德”字在天亡簋和大盂鼎中的用法。天亡簋铭文记录了武王克商后举行盛大祭典，虽未述及“德”的具体内容，却明确指出了“德”的强大力量——周灭商的根本原因，正是始于文王、达于天帝、赓于武王的“德”。再看大盂鼎，其铭文记载了康王册命大臣盂的训诰，内容已经涉及德治的一些特征。训诰中提到的“正德”“雍德”，相较于“徝伐”无疑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发展。

可见，“德”字的最初涵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由于铭文有限，我们需要借助可靠的传世文献来进一步理解周初“德”观念的确切涵义。

在《尚书》和《诗经》形成于周初的篇章中，已经有大量“德”字。例如，周公以成王名义在封诰康叔时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周公将文王的统治理念概括为“明德慎罚”，“德”与“罚”相对，有惠养之义。周公以成王名义在另一篇针对诸方国的训诰中再次提到“明德慎罚”，说：“乃惟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这里连续用了几个“用劝”，意为劝勉、教化，与前面“显民”之义相近。周公意在表明：断狱、惩恶、赦宥这些法律措施的目的是劝善，是“明德”——这已明确表达出德主刑辅的观念。德治的内容很丰富，但中心是惠民、保民、康民。

周初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提出德治思想？这是周人对商朝灭亡反思的结果。武王克商时，偏处西土的周邦与存续了500余年的商王朝在体量上相去悬殊，周人亦自称“小邦周”“我小国”，称商为“天邑商”“大邦殷”。惊讶于这场以小克大的胜利，周贵族进行了深刻思考，《尚书》记载了大量相关论述。周人认为自成汤至帝乙，历代商王能够明德敬天，因而得以维持长期统治。而帝乙的继任者帝辛（纣王）不顾天威民情，因此上天令其丧亡。召公认为，夏、商两代都是亡于失德，而有周代商，则是因德受命。“德”“民”“天”“命”是周人统治逻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字。

在周初，“德”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施政理念。进入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德”的内容不断丰富。孔子将“德”视为士人君子的首要素质，“德行”位居“孔门四科”之首。孟子则进一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德”成为人人可以拥有的品格。“德”与“道”是密切相关的，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当然，儒家与道家的观念不同：孔子所谓“道”是文武之道，“德”是君子之德；而老子所谓“道”则是自然天道，“德”是无为之德。古人还常以“得”释“德”，如《管子》所言：“德者，道之舍……故德者，得也。”德之所在便是心，“心”范畴对于“德”的溯源与养成非常重要，因而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们高度重视。

从“徝”到“德”，这一笔“心”的增添不仅是文字的演进，更是一个文明在历史转折中对天下治道的深沉思考。器以载道，鼎铭所蕴藏的文明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民族血脉，揭示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