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应县木塔“大修与否”的话题再度冲上热搜，一段段短视频引发全网热议，有人担忧这座千年古塔已岌岌可危、亟待大修，也有人质疑盲目施工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伤害。这座矗立在雁门关外的辽代木塔，为何始终牵动着公众的心？争议背后，是文物保护的专业考量与公众认知的偏差，更是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时代命题。
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科协之声专访了长期从事辽代建筑与应县木塔研究的建筑学家丁垚。
4月15日上午，丁垚在木塔平坐层工作。丁垚供图
专家简介
丁垚，中国建筑学会工程建筑学分会副理事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热议背后：公众关切与专业认知的差异
“最近被问过好多次，网上关于应县木塔的热议，我听起来觉得每句话都有问题，但背后反映出的紧迫感，也并非空穴来风。”采访一开始，丁垚就直入主题，他坦言，热议来自于公众对千年文物的珍视，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者，每次面对这种情况时，就会特别真切感受到专业认知与大众认知的巨大差异。“公众眼里的‘修’，往往是肉眼可见的拆解、围挡、施工、建设，而我们今天对文物的保护，早已不是这样的传统模式。文物建筑保护背后的大量工作在专业外是不容易了解到的。”
4月14日晚，丁垚老师赶赴应县木塔现场，与团队开准备会，讨论1:20详图的剖切位置。丁垚供图
应县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塔，是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人类的“天下奇观”。这座高近67米的古塔，历经近千年风雨侵蚀、地震冲击，甚至战争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其建筑工艺与结构智慧，堪称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巅峰之作。
应县木塔外观。丁垚拍摄
“很多人不知道，应县木塔的结构非常特殊，它不像我们现代建筑那样‘生根’，而是一种‘木积木’式的结构。”丁垚用通俗的比喻解释道，木塔外观为六层檐，实则由五个明层和四个暗层组成，共九个结构层，就像小时候玩的积木，每一根柱子都能独立“站住”，再承托大小木构件，相互咬合拼接，层层垒叠，形成稳固的整体。这种结构赋予了木塔极强的抗震能力，“它竖向分成一节一节，刚柔相济，地震力来时，是很好的耗能系统。结构体系冗余、构造措施冗余，都是古代工匠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极致体现。”
除了巧夺天工的结构，应县木塔更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伟大“文物”。丁垚介绍，木塔与云冈石窟形成一条瞭望轴线，暗藏着雁门关以北区域的军事密码。“木塔顶端西南方向有一个仅容一人蜷身而出的小门，正对着五十公里外的雁门关，在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不能在边界随意修建军事设施，于是，高大的佛塔就成了瞭望台。尤其是应县木塔，更是指挥整个城防的枢纽，直到20世纪的战争时期，还做过城内守军指挥部，当时战事久攻不下，也从侧面印证了木塔结构的坚固。”
然而，这座千年古塔的保护现状，确实相当严峻，但却比貌似“危楼”的问题更复杂。丁垚说，木塔局部的结构倾斜已数十年，尤其是二层西南角最为严重，有的柱子劈裂、木枋压碎，“20多年前第一次上塔看到柱子这么斜，确实吓一跳。多年来很多前辈、老师对木塔的整体结构一直很有信心，而且上世纪70年代充分讨论后已采取了局部加固措施。”他强调，所谓“大修之争”，如果在文物保护的语境下，其实也是反映出业界对木塔的极端重视。不同的维修思路都有其前提和效果，但肯定不应是简单的“落架大修”。木塔这么重要的文物，一定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而不是大拆大建、焕然一新。“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如果落架大修，木塔就不是它了。”
2025年，天津大学团队在塔内测绘。丁垚供图
保护历程：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探索
追溯应县木塔的保护历程，丁垚提及，从1933年营造学社梁思成、莫宗江一行测绘木塔开始，近百年来，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阶段性成果，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在继续。
1933年，莫宗江在应县木塔二层檐下测绘，梁思成摄。丁垚供图
1934年，莫宗江绘制的1:50详图-局部。丁垚供图
1934年由莫宗江先生绘成五十分之一的实测图，在此图基础上1943年由陈明达先生绘成做模型的足尺详图，1954年文整会做成了模型（现在国博展览），陈明达补测、调查后1964年完成《应县木塔》专著。
1943年，陈明达绘木塔模型图之一。丁垚供图
1962年，陈明达在木塔补测。丁垚供图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雁北文物，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原营造学社的一批资深专家，对木塔进行实地勘察，并由山西省组织实施，进行了木塔二层的结构加固。“但这次的维修措施存在时代局限性，而且木塔规模巨大，限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开展更大规模的拆解落架大修。”
1973年，国家文物局考察团赴应县木塔实地考察后，全体在云冈合影。
1991年，北京专家第一次系统绘制了木塔倾斜后的现状图，近年持续监测更是可以推测木塔变化的动态，应县木塔的保护工作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与此同时，文物保护的专业共识也在发生不小的变化，同为千年历史的辽代巨构，奉国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上世纪80、90年代相继维修，都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原本的结构并未全部“落架”，后者还特意保留了明代以后的屋顶做法，而不是简单“恢复”辽代“原状”，是理念的进步。对比50年代中曾严肃讨论南禅寺大殿木柱换为钢柱的情形，确实可以看到专业共识跨越时代的巨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木塔2002年论证会的激烈讨论和持续至今的争论。当时山西组织团队在北京测图基础上继续勘察，同时征集修缮方案，在2002年夏召开了40余名业内专家的论证会。在抬升、落架、加固等方案方向中，投票多半数选择“抬升修缮”，引发现场激烈探讨和后来持续的争论。
近20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围绕木塔保护工作的技术手段也是日新月异，测绘、勘察、扫描、监测、保养维修其实一直在进行。2007至2012年，丁垚和天津大学师生一直持续参与对木塔的测绘和勘察，尤其是2012年对残损最甚的结构层，绘制了124幅测绘图。据此，当时也提出了局部加固的新措施。但是，与此同时，更让人担忧的是木塔周边环境和应州古城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家都很关注木塔，都很认真，都有所坚持，开木塔讨论会总是很激烈。一方面，工作一直在做，但大量的基础工作还是欠缺，我们得抓紧。”丁垚语气沉重地表示，作为中国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应县木塔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的1∶20大比例尺的现状测绘图，他总觉得是很大的缺憾。“我们也已经开始着手。这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建筑遗产来说应该算是基本配置。春节时，我的老师王其亨教授看到正在画的图，他非常兴奋，十分赞同。王先生觉得我们天津大学是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建筑测绘’重点科研基地，就应该集中力量做这件事。”他解释，这样的图能把海量数据转化为有效判断。大比例尺测绘图更精准呈现木塔每一根构件的尺寸、位置、构造关系和主要残损情况，是进一步认识包括修缮保护木塔的前提，“现在的扫描点云或者模型简图，或者过于繁冗，或者过于简化，我们现在开始画的1∶20图纸，包含大量综合现场信息的专业判断，就像X光片，或者体检的组合影像，每一张都能看到柱子的倾斜，构造的错动，清晰确定，一目了然。而这样的图纸，我们需要画上几百张，才能全面掌握木塔的现状。未来一定能靠算力识别出图，但现在还是得人来画，不只是为了画图本身，因为这样才能培养人。”
困局核心：基础缺位、人才匮乏与理念偏差
“这样画图的好处，是能踏踏实实地落到人身上。扫描能获取基本的数据，但无法直接判断数据背后的问题，建筑的问题也好，文物的问题也好，都必须靠专业人士来到现场的观察、判断，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基础工作的缺位，背后是学术浮躁与评价体系的偏差。丁垚坦言，越是深入研究应县木塔的结构模型，就越是突显出基础调查、详细测绘的重要性；比如木塔本身的很多构造特点，除了木构，还有大量铁制构件参与对各类节点的加固，以往重视不够。“木塔其实很少有一个绝对稳定不动的时刻，这些年对它宏观的信息，各种测量包括动态的监测，都比之前多很多了。但楼梯、门窗、墙体、地板、梁枋、屋顶、天花、藻井……各种建筑细节调查得还远远不够，更不要说木塔作为一个巨大的文物，还有牌匾、壁画、佛坛、塑像、塔刹等等。大家可能过于担心木塔成为‘危楼’，相比之下好像都不提它海量的文物信息。”
在丁垚看来，应县木塔保护的最大困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难题，更是“人”的问题——技术手段发达、人工智能兴起，可能掩盖了专业人才的匮乏与培养的滞后。“国际上有些文物保护的实践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在建筑遗产勘察和修缮现场，依然坚持以传统直接测量为主的人工测绘，还有就是手工绘图，因为这既是深入工作的需要，更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懂文物、懂建筑的专业人才。”他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带学生画木塔所在时代的这批千年国宝的测绘图，“一笔一笔地画，不仅是记录数据，更是培养学生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和专业素养，这是久久为功的事情，也是文物建筑保护的根本。在需要动手学习阶段，依赖数字化工具的程度越高，人就离文物越远。”
针对公众关心的“是否应该大修”，丁垚明确表示，现状加固是最适宜的努力方向，这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专家们现场综合判断的共识，也最符合文物当下的和长远的社会价值。“木塔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那种原有的‘真实性’，一旦落架大修，就会失去文物本身的大量内容，而且不可挽回。建筑是大型的综合艺术，一旦重建，损失巨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日本古建筑‘彻底’修理的实践，跟我国北方土木为主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不同，策略上切不可简单仿效。前些年，我陪同修了一辈子日本古建筑的前辈，参观千年遗构独乐寺山门，他就感慨，说主体结构都没动过，实在太好了，还是不修的好。我想，除了文化背景不同，这样的感慨其实也是对日本古建筑保护理念的真切反思。”
丁垚进一步解释，文物保护的“修”，是“最小干预”的修，是“对症下药”的修。“比如木塔的二层倾斜，正在延续上世纪70年代的措施，采取精准的支护、加固，阻止倾斜的不利变化，而不是贸然拆建；比如部分构件的残损，也可以通过局部修补，保留原有构件的历史痕迹，而不是全部更换。”丁垚强调，梁思成先生早就说，文物保护的应有之义，不是“焕然一新”“返老还童”，而是“修旧如旧”“延年益寿”。
采访中，丁垚多次提到梁思成先生的理念。“梁先生在六十年代就曾委婉批评赵州桥的维修过于‘焕然一新’，强调文物保护工作在面对艺术造型时要格外慎重。”他说，应县木塔的保护，离不开梁思成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学家的学术遗产，“营造学社在1933年开始对木塔进行的首次科学测绘，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九十年来的所有工作，总是要回到当初的宝贵原点，尤其是经过战火之后，梁思成、莫宗江先生们的测绘成果就显得无比珍贵。同样珍贵的还有他们无畏的科学精神，我们今天还要这样做，在前辈工作基础上完成更详细、更精准的测绘。”
破局之路：久久为功，守护千年古塔的原真与未来
值得欣慰的是，应县木塔的保护工作正在逐步走向规范。丁垚介绍，朔州市近期成立了应县木塔保护研究院，虽然目前仍面临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但已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们现在正配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绘制应县木塔的1:20大比例尺测绘图，先从倾斜最严重的部位入手，逐步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工作。”他表示，近些年各方都在制作木塔的大比例模型，未来还计划制作1:1模型，放在天津大学大型振动台上进行模拟测试，“这样既能研究木塔的结构稳定性，又能避免对木塔本身的不确定影响，最大限度保护文物。”
2025年，天津大学测绘木塔局部1:20横剖面图。丁垚供图
对于辽代建筑的价值，丁垚有着深刻的认知。他用“西瓜”作比喻：“唐代的佛光寺就像‘糖心西瓜’，甜美多汁；辽代的应县木塔就像‘沙瓤西瓜’，达到了巅峰；而金代的西瓜，就已明显变质，虽然还能解渴，但已远不及辽代的水平。”他说，应县木塔不仅是辽代建筑的巅峰，更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工程技术的集大成者，“它承载的，是从北朝以来数百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丁垚表示，公众的关注是好事，但更需要专业的引导，“我们作为专业研究者，一边认识，一边还要把我们的认识讲出来，和更多的人交流。让大家知道梁思成先生他们那一代怎么想，已经做了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反复在说，文物保护是社会事业，得落到人身上，落到年轻人身上。这个工作无法一蹴而就，更不能盲目跟风，“它需要耐心、需要坚守、需要专业，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让千年遗产真正‘活’下去。”
采访手记
丁垚接受中国科协之声编辑访谈
应县木塔见证了辽宋时期的风云变幻，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雨沧桑，如今依然坚守在雁门关前。
它的保护，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捷径可走。包括1:20测绘图的完善等基础工作，都是绕不开的重要一环，正如丁垚所说，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修行。
许多人以为“大修”与否，只是一个技术决策。听完丁垚教授的讲解，才明白背后另有文章。文物保护的理念、基础研究的缺失、人才培养的困境……一层层，都缠在一起。
公众的热议，是善意的关切。但文物保护，从来不是“快刀斩乱麻”的事。他的解答，让我既豁然开朗，又倍感沉重。这条路，比想象中难得多。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一代代人耐得住寂寞。
这，或许就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真实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