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史上，曹操雄才大略，声名赫赫，太尉桥玄称他为“命世之才”，名士王儁称他为“天下之雄”，史学家陈寿赞他为“超世之杰”，时人普遍尊称他为“曹公”。然而，小说名著《三国演义》却不大恭敬“曹公”，作者罗贯中喜欢以夸饰之笔渲染其败绩与倒霉之态，甚至虚构故事丑化、抹黑其形象，让其颜面尽失。其中，“曹操败走华容道”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清代京剧人物图之曹操

西晋史学家乐资《山阳公载记》记录了曹操兵退华容道的经过：“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史籍、小说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曹公明显被罗贯中“黑了”。其一，曹军在华容道没有遭到任何埋伏，刘备追击一无所获，看不出诸葛亮有何妙算；关羽是水军将领，前往华容道截击曹军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曹操乞求关羽纯属子虚乌有。而小说写曹操逃跑路线乃至三次“仰天大笑”都被诸葛亮算得一毫不差，结果曹军三次遭遇截杀，三次惊魂落魄，若不是义士关羽念及旧情，放开生路，灰头土脸的“曹公”岂能保住老命？毛宗岗夹批云：“若不肯释曹操，便不是关公；若操不走华容，必不是孔明。”显然，罗贯中有意让英明神武的“曹公”在“诸葛公”“关公”面前威风扫地。其二，华容道泥泞难行，曹操使羸兵割草填路确有其事。而罗贯中笔下，则曹操先令士卒负草填路，又令精锐骑兵践踏而行，致使“死者不可胜数，号哭之声，于路不绝”，而曹操居然怒喝道：“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斩！”士卒被践踏至死，皆由“命中注定”。其三，由于曹操果断采取割草铺路的措施，曹军成功脱离险境，保存了精锐骑师，绝非一败涂地。而罗贯中则描写曹军八十三万经赤壁一战和华容道截杀，最后仅剩下“二十七骑”。真可谓输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也描写了“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故事，但关羽表现的格局全然不同。面对生死抉择，关羽义正辞严：“（吾）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毛宗岗夹批云：“言贯金石！”这段力贯金石的誓言不见载于任何史籍，却堪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品格的再现。

同样是“败走”，关羽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尊敬，而曹操获得的是世人的幸灾乐祸。这种爱憎情感的巨大差异明显源于作者的主观倾向，作者的主观倾向自然源于民众意愿，而民意往往取决于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行。

必须承认，在结束军阀混战的历史进程中，曹操建立了卓越功勋，但他屡屡悖逆民意。第一，奉行个人利益优先原则。凡有损于其私利或有碍其前途者，曹操一概剿杀，绝不手软。孙盛《杂记》载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演义》通俗化为“宁叫我负天下人，毋叫天下人负我”两句名言。《后汉书·陶谦传》载：曹操为报父仇，所过徐州郡县多遭屠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十足的残忍的利己主义者。第二，轻贱弱势群体，草菅人命。曹操缺乏应有的慈爱之心，常常肆意践踏人权，尤其是视弱小者如草芥。《曹瞒传》载：曹操军中缺粮，先令粮官以小斛分发，引起军士哗变，曹操便杀粮官并宣示其贪盗之罪：“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山阳公载记》载：耿纪放火作乱，民众纷纷救火，而曹操“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无论是粮官还是救火百姓，与华容道上的羸弱兵士一样，在曹操心中都是身如草芥、可有可无的卑贱者，死何足惜！

反观关羽，其人性道德则可圈可点。《三国志·张飞传》说关羽“善待卒伍”，把普通士兵当人看，善待他们，爱护他们生命，因而关羽败走麦城时绝不为难思乡投降的荆州士卒，与曹操败走华容道时马踏士卒何啻天壤？《三国志·陆逊传》又载吕蒙评价关羽云：“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所谓“恩信大行”，就是将恩惠、信义施与百姓，尊重其利益。于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敬爱失败却富有人性的“关公”，而憎恶成功却自私无情的“曹公”，这也正是华容道上曹操“被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