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是关键
《21世纪》：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这两位经济学家，诺奖评委会释放了怎样的信息？
孙立坚：当下世界经济应该把注意点放在关注经济增长动力，以及经济增长代价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挑战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当下的公平贸易，所谓短期收入、利益冲突以及分配问题。
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和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确保我们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过去的经济理论当中，我们一直受困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递减的问题，也就是，当一国把资源耗尽的时候，其经济增长就会变得缓慢，就会收敛在一个较低水平。这给就业、税收以及收入分配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但是，罗默他们所开创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却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制度设计的完善，来提高我们的规模投资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收益增长的格局和趋势。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经济方面的技术创新，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社会福利共同改善的外部性，也能够确保企业在研发投入之后，保证自身有一个较高回报的最优状态。所以，这样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内生”。
由此，在罗默的这种开创性理论的引导下，大家发现，除了罗默所指出的技术、研发、创新以及制度建设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金融改革、城市化建设等领域，都可以具有一个和技术创新一样的效果，就是其增长不会受制于资源的短缺，还可以保持一个较为强劲的发展趋势。
此次两位学者获得诺奖经济学奖释放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除了要重视增长的动力，即要把精力放在鼓励创新，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城市化建设的制度安排）等有助于国家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方面，还应该注意增长的代价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由于增长造成了一些负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环境破坏、污染问题等等，那么这些问题都会使得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空间会变小。
所以，诺德豪斯教授开创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人类要共同为增长的代价付出成本。他通过研究制定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测算增长代价的指标，这也为大家评判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为一个高质量增长，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手段。同时，他的这个思路又进一步启发我们开拓出了一个碳税的市场。大家都因此而提高了对增长代价的意识，这为碳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环境。
在一个碳税市场当中，通过市场的交易，人们可以将增长方式改变所积累的碳税排放的权利，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以此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多增长的空间。因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内生增长还是外生增长都具有相对的优势，它具有一个高收益的支付能力，可以支付工业化比较成功的国家所让让渡的排放权利，后者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和环境治理的能力。通过这种补偿机制来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增长的困境问题，是一种开拓性的发现，这在今天得到了诺奖评委会高度的评价。
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组合，并不是诺奖评委会对他们各自理论的一种价值肯定，我更加感觉到，诺奖评委会把这个两位教授“组合”在一起，是在向社会释放了一种信息：在当下，增长动力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增长的代价问题。只有找到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我们才不会对人类的未来发展空间过度地悲观，才不会把眼光放在短期的利益之上，才不会过度聚焦于这种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保护主义做法之上。所以，我觉得诺奖评委会是刻意的，从这么多候选人当中选择这两位作为代表。
今天诺奖评委会给我们释放的第三个信息就是，理论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它要为现实经济提供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过度强调理论自身的完美与精致，甚至是这种完美与精致是通过过度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构建的。这两位学者的理论都在实践中得到了非常好的验证。他们本身也关注事件中的数据，并做了非常好的有理论支持的实证分析。这点是我不得不强调的，这两位学者都是非常注重实践的经济学家。
同时，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甚至对现在的经济研究过度数学化、过度的模式化和复杂化，以至于经济学本身存在的意义都被忽视了。罗默自己本身拥有非常好的数学和物理专业背景，但他对把经济问题搞得过度复杂化和数学化很反感。他非常清楚，数学物理怎样服务于当下的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实的经济问题屈服于专业的数理工具。所以，罗默高度批判了宏观经济学今天走偏的问题，他写了非常好的批判性论文，在学界引起了高度的争论，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经济理论为实践服务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
有一个补充，诺德豪斯关于增长代价的研究，实际上更关注了今天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他认为增长的目的更是为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来服务的，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他建议构建一个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数，来对最简单的GDP的测算方法进行修正。这也是非常重视经济增长是能提升社会大众福利的价值取向。在他重新构建的经济增长测算指标中，建立了比如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测算体系。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21世纪》：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请谈谈您的观点？
孙立坚：一是中国现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应用的一个典型的示范和实践。在这方面，罗默曾经在三年前参加中国经济高峰论坛的演讲时也说过，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许给世界开创了一种新的示范效应，这个示范效应，就是来自于政府参与型的城镇化建设或城市化建设，它使得中国城市人口增加带来了中国增长的持续性，这打破了西方世界的传统认知，即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增长下滑。
甚至罗默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建设还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二十年，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设置好制度设计，政府持续改善竞争环境，那么城市化建设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也是内生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的案例。
另外，增长的代价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同样遇到的挑战非常巨大的问题。当下我们国家也重视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过度去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留下了环境的代价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偿还债务能力恶化的问题。所以政府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主要就是纠正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增长高代价的问题。
而且，党的十九大特别提到了三大风险攻坚战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解决中国过去增长高代价的问题。一个是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一个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一个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通过精准扶贫来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过去的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后遗症。
总之，此次这两位学者获奖，关键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诺奖评委会的价值取向是非常积极的和正能量的，就是我们要关注长期的问题，而不是短期的问题。另外，这个长期的问题，也对中国未来经济改革把准方向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这对我国经济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这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博采多学，视角广阔。今天，很多理论研究过度局限在一个专业的领域当中，而没有把视角放在一个更宽广的领域去看待问题，所以都没有可能抓到问题的本质。这两位学者的博采多学为他们抓住了问题本质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注意增长动力和增长代价的协调性
《21世纪》：此次诺奖经济学奖颁给两位教授，您对这个组合有什么看法？
孙立坚：我补充三点：第一，关于诺德豪斯的增长代价理论，他在增长代价研究方面，使用了经济学的计量工具和理论模型，验证了增长代价的问题必须值得关注。但对于怎么通过碳税制度让社会共同负担代价的这个问题上面，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负担会非常影响到增长的动力问题，所以这也是导致小布什退出了当年的京都协议的原因，他们认为，对于环境破坏的代价，发达国家负担得过重了，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增长动力。
第二，此次经济学奖，如果按照经济学领域来看，很有意思，一个给了主流经济学家即罗默这个殊荣，这是大家预料之中的。但是大家没有猜到的是从事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诺德豪斯，诺的研究是先在主流经济学领域，然后发展到非主流的领域去研究环境经济学。这次获奖也是对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肯定。
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的理念就是市场、竞争、政府干预。诺德豪斯的非主流领域研究却认为，“小政府大市场”会带来企业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但是会把增长成本转嫁给其他的社会群体，甚至是没有享受到增长利益的群体，这就是所谓增长代价。今天有一批非主流经济学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外部性的问题，应该通过决策机制来解决，这样才能弥补市场的失灵和失败的问题。
第三点，要重视的是，诺奖评委会授予这二位经济学家此殊荣，实际上也是要提示大家重视这两个问题和目标的协调性，一个是增长的动力，一个是增长的代价。增长的动力和增长的代价，有时候会互相干扰，过度强调增长的动力，就可能会造成增长的代价上升。过度地强调增长的代价问题，有可能会使增长的动力下滑。所以，当年诺德豪斯就“一刀切”地建议小布什退出京都协议。
这两个目标的确有时候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压力，所以要找到一个最优的权衡点。过度强调环境保护会给企业和国家增长带来代价，过度强调增长动力和速度也会造成未来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所以，兼顾这两个目标，是现在国家治理乃至于制度设计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编辑 欧阳觅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