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泰君安】个税专项抵扣出台之后，能否迎来春天？

作者：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8年10月20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力度之大、落实方式之简便都超出预期，可谓是回应市场减税呼声的重磅措施。

国泰君安的固收和房地产团队在此前数月对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改历史进行过详细对比，对房贷利息税收抵扣政策做过模型测算，并就个税改革对政府收入和社会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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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税改革刺激消费作用明显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由1986年建立，一直沿用至今。在经历了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逐步形成了现行的较为完善且成熟的个税制度。

2017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1945.7亿美元，占年度总税收的36%，为美国目前第二大税种，仅次于销售和总收入税。

在个税制度方面，税收等级的细化以及优惠减免的全面性体现了税收制度的公平。

在美国，个人在获得收入之后，个人收入中将会首先扣除税收宽免和税收扣除项，再按收入水平和申报方式的不同对应不同的税率，得出初算税负。其中税收宽免类似于我国的个税起征额，税收扣除项则是一些关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减免优惠。在取得初算税负的情况下，还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直接减免的税收抵免。

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逐渐上升

数据来源：财政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美国的前两次税改对降低个人税负负担，刺激消费方面作用较为显著。美国历史上，有两次较为成功的税改经验：

19世纪80年代初

里根总统在美国处于滞涨时代上台，采取了拉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通过实施减税来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1981年10月，里根税改将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5%，在1982年、1983年7月再度分别削减10%，并简化了税制。期间，联邦政府个税收入占GDP比重从81年的9.11%下降至86年的7.69%，而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则从60.34%上升近3个百分点至63.14%。

21世纪初

美国恰逢黄金发展时期进入尾声，而互联网泡沫破裂则给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隐隐。为防止美国经济衰退，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其中2001年颁布了《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主要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将最低一档的税率调降至10%；2003年颁布《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下降至35%。

期间，联邦政府个税收入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9.90%下降至2004年的6.69%，而同期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则从66.13%上升至67.27%。

美国两次税改对消费刺激作用明显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减税方案的另一面是加剧财政负担。在美国经验中，减税伴随着财政赤字的快速增长，比如里根减税期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4%，增幅达到1.6个百分点；而小布什2001年税改初启动时尚有财政盈余占GDP1.2%，但2002年迅速转为赤字。

不过，如我国个税占总税收收入比重不足10%，此次单一个税改革与美国经验中的“组合拳”存在力度上的差异，对于财政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与美国个税制度相比，我国现行制度缺乏横向公平。目前我国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源单一，税率较为稳定，而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多元，从而存在较多避税机会，这也证明现行制度缺乏对不同类型劳动收入的公平对待。

其次，我国的个税减免项目明显少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个税的主要功能虽然是调节收入分配，但同时也需要保证公民的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即将实施的个税抵扣政策中包含的住房贷款与租金、养老、医疗、教育等项目将有力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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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息纳入抵扣的影响分析

根据此次发布的个税抵扣细则，居民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额度为每月1000元，住房租金扣除额度则根据不同城市分别为1200/1000/800元。定额扣除也是目前不少国家或地区出于公平原则的选择。

参考现有各国房贷利息税收抵扣/抵免政策，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是采用税前扣除，例如荷兰、韩国、中国香港等；部分国家采用税后抵免，例如日本。而美国视群体收入不同，实施抵押贷款利息与税收抵免并行的政策。

鉴于一线城市的个税占比高达39%，因此我们对一线城市的住房贷款利息抵扣个税做了动态模型测算，且对个税抵扣有影响的三个变量做了敏感性分析。

通过模型，我们研究发现住房利息抵扣个税的有效性及存在的问题如下：

经济越发达、富人越聚集、房贷使用越多的城市会得到更多比例的税收减免优惠，而那些经济增长缓慢、房贷使用越低的城市越难享受到房贷利息抵税的优惠，这可能会加剧区域的财富分配差异。 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住房自有率，主要原因是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降低了购房的成本，激励家庭承担更高的贷款，购买更大、更贵的住房，促使一些可租可购的群体转向购房。 当住房供给弹性极低，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会导致房价上涨；当住房供给弹性具有完全弹性，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对住房价格没有长期影响。目前我国大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极低，住房贷款利息抵税政策的收入效应可能会被房价上涨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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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或将“补血”政府收入

中国地方政府从2016年实行营改增（营业税以前是地方税种，增值税现在为中央和地方平方），以及明年要执行的个税的抵扣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收入端都来源在锐减，因此房产税的推出也是为了有效地补充地方政府的收入。

对冲住房利息抵扣个税的减少，房产税需要征多少？

我们依据一线城市的三档贷款额度为基础，来测算不同贷款额度下，每年需缴纳的房产税与每年抵扣个税的量级，来研究未来房产税的征收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冲地方个税的减少。

对影响房产税的两个核心变量做了合理的固定假设，把房产税税率作为调节变量：

首付比例：一线城市假设70%。依据链家数据，目前北京首付70%，上海65%，深圳50%，但没有考虑场外配资情况； 家庭房产税免征面积：假设80平米。北京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2.38平方米，上海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6.7平方米，广州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2.17平方米，综合考虑我们给予人居住房面积32平方米，按家庭户均2.5人来计算，因此一线城市合理的家庭免税面积为80； 房产税税率：假设0.4%/0.6%。（目前上海的房产税试点适用税率为0.6%，对价格低于上年均价2 倍的税率为0.4%。因为为首套房和唯一自住房，暂不考虑累进税率）。

一线城市二手房均价

数据来源：中国房价行情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从我们的模型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贷款额度越高，也即房屋价值越高，每年需缴纳的房产税就越多。 一线城市贷款比例大约为30%，按0.4%的房产税税率征收时：当房屋价值大于约833万，每年家庭需缴纳的房产税是足以抵消每年地方个税抵扣的减少额度。 一线城市贷款比例大约为30%，按0.6%的房产税税率征收时：当房屋价值大于约667万，每年家庭需缴纳的房产税是足以抵消每年地方个税抵扣的减少额度。

房产税与住房利息抵扣个税的拟合优度很高

我们将四个一线城市不同贷款额度下所对应的每年需缴纳房产税和每年住房利息抵扣个税额做了散点图，并且对其进行回归发现：

其拟合优度很高，相关系数R²>=0.91。且最具线性相关的排名依次是：广州、深圳、上海、北京。 在不征收房产税的情况下，每年抵扣的个税因城市而已（其他变量一样），因为首套房按揭利率不同，导致的按揭利息也不同。从截距值反应出首套房按揭利率从高到低的一线城市为：深圳、北京和广州、上海。 在征收房产税的情况下，假设每年抵扣的个税数额一致（影响个税的变量不变），需要征收更多房产税来弥补的城市依次为：广州、上海、深圳、北京。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编者按：以上研究是在个税专项抵扣政策出台前完成，因此对房贷利息的个税抵扣模型主要考虑的是不同贷款额度下个税抵扣额不同的情况，与目前的实际政策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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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将提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对于我国而言，此次税改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并改善社会贫富分化，但对于推动消费的作用需要时间催化，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可能比较有限。

经过测算，税改前后对于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存在差异，年薪30万的人群原税法下的税后收入为24.76万元，而新税法准则下税后收入为25.39万元，新税法使其“减负”6377元；40万及以上人群在新税法准则下则缴纳个税任务更重，并且随着收入上升而缴税压力增幅更大。

总体而言，新税改对于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确定性的“减负”利好。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个税专项抵扣后的税法“减负”真正能惠及到更具消费潜力的群体。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中产阶级是年收入1.15万—4.3万美元的人群（对应7.6万—28万人民币年薪）。这个人群数从2000年的500万人，发展到15年的2.25亿人，预计到2020年会增加到2.75亿人，这个群体的人口数字会超过欧洲人口的总和。

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快速扩张，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在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提高，对于提振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数据来源：麦肯锡。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然而，若评估对刺激内需乃至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能太过高估。数据显示，美国历次减税实施后，受私人消费和投资加速增长支撑，通胀水平均趋于显著上行；而伴随通胀水平抬升，美联储或将加快加息节奏。

比如，里根税改期间，美国核心CPI在82年急刹车后拐头向上，最高上升至4.1%水平；小布什税改期间，核心CPI同比从低点的1.10%最高上升至2.2%。与此期间，美联储分别加息16次和17次，总加息幅度分别达331bp和425bp。

但从我国国情来看，201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总计约为11966亿元，根据修正案中的税率降档条款，假设将减少10%的个人所得税，即约为1196.6亿元，即税改可以每年释放约1200亿元的可支配资金。

近十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均在45%-52%左右，根据MPC+MPS=1（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1），可简单假设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48-55%左右，从而可以推算出由于个税税负降低而增加的国民消费额在576-660亿元之间。

国民储蓄率稳定在45%-52%之间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而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66262亿元，增量部分对于整体的贡献仅为0.1573%至0.1802%左右，因此减税本身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暂时来看并不高。

此外，再考虑到消费占GDP比重为60%，则税负转为消费的部分对于经济的直接刺激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很难说单一的个税改革会很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并刺激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个税改革“单兵作战”恐难以解决消费降级问题，但存在对信心的提振作用，更多的对冲政策“组合拳”势必已在路上。

虽然从绝对增量规模来看，单一的税改无论是从刺激消费还是推动经济方面直接发挥的作用可能都比较有限，但减税对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存在提振作用，最终实现减税-预期收入提高-增加现阶段消费-经济增长-实际收入提高-预期收入进一步提高的正向循环，从而带来消费的乘数作用，即税负降低对于消费的转化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