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不是幸福的根源
2017-03-28 07:21:00 来源:长江日报

·书语闲谭·幸福有一部分来自遗传,是“天赐”的。“取悦”他人是一种天赋,这也是“招人待见”的人容易幸福的原因之一

文/俞耕耘

“你觉得幸福吗”,这个问题让人一下子很难回答,因为它涉及主观感受,有时无从谈起,有时无法度量。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写了一部政治心理学作品《幸福的流失》,像是对这一问题的精细回答。书名看上去,你会以为是本“成功学作品”,在讲关于幸福的“鸡汤”。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作者一直在讲个体心理与社会政治、经济市场的系统关系,深具智识。

虽然,莱恩的调查研究主要基于战后美国社会,但他的思路却如此宏阔:把心理学置于政治、经济领域内,将宏观社会学分析与微观的心理剖析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特色在于把“幸福”这类涉及价值伦理的问题,带到了一个“经济学”思考的逻辑里。如果概括下,就是他给了你一个“幸福计算簿”,让你时刻盘算幸福的成本和代价,让你发现看不到的“流失”。

在1972-1994年间,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在欧洲一些国家,尽管幸福指数没有明显下降,但患抑郁症的人数却显著增加。如今看,这早就成了全球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莱恩并没有走向一种心理实证主义,因为幸福无法成为客观效验的对象。他要做的是考察影响幸福的因素,分析什么因素对幸福“贡献值”最大。

关于幸福的“生物学”基础,一般心理学研究鲜有关注。莱恩却指出,幸福有一部分来自遗传,是“天赐”的。“人们与生俱来的秉性会使他们在一生中倾向于幸福或不幸,快乐或抑郁。我们将其称为气质”。这简直就如孟子所说的“四端”,强调了一种“趋向性”。此外,智力和美貌这种遗传因素,确实是巩固幸福感的来源选项。

有意味的是,作者把幸福感放在人类的“进化史”中,强调了生理性与后天环境、教养的双向影响。幸福虽由后天行为、意志和境遇所决定,但我们的基因却能影响后天对环境的选择。这意味着“后天决定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个先天选择论。“孩子各自的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取悦”他人就是一种天赋。这也就是“招人待见”的人,容易幸福的原因之一。

进化不仅保留了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感知焦虑、悲伤、恐惧和羞耻。正如生物的“趋利避害”,我们需要考虑幸福的源泉是什么。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经济增长会增进幸福的观点也同样可疑。一是因为经济增长未必带来收入提高,二是收入与幸福,也并非“直线相关”。作者用一种“分段函数”思维,表述了这种观点: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前,收入提高会增进幸福;在满足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减弱,直到忽略不计。

很显然,经济状况对幸福影响并非“常量”,更不是根源。莱恩给出了他的回答:是情谊。婚姻家庭、工作关系、邻居朋友的和睦友善是幸福的主要来源。反之,失去依恋、陪伴和帮助则会生产不幸。它们都指向了人的本质需求:情感联结。作者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非要选择,你是选择情谊还是收入?甚至,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政治和经济层面,是选择家庭还是市场?

莱恩与西美尔、韦伯等众多思想家一样,都进行了“现代性批判”。只不过,他更看重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给我们造成的“心理症候”。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情感依赖变为“理性狡计”。市场就像一个自然选择的生态系统,任何人都只是“可替代”与“无差别”的劳动力。冷漠、疏离和单子化生存就是最大的幸福流失。

俞耕耘书评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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