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回望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学，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语境中，文学中国形象也开始一反此前激进姿态而发生转型。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伤痕中国”、“反思中国”和“改革中国”、“先锋中国”形象，它们标志着当代启蒙中国形象谱系的重建或重塑。

与此同时，另一种中国文学复兴思潮开始崛起，这就是寻根文学的出现，由此开启了“复兴中国”的文学形象帷幕。但在众多的寻根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中，借助西方文化力量批判性地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劣根性的作品依然占据多数，这类寻根作品中依旧延续着启蒙中国型塑的五四路径，唯有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少数寻根作品在致力于挖掘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力量，包括精英文化大传统和民间文化小传统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展开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由此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来。

《棋王》让中外读者看到了一个以道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复活，王一生外柔内刚的文化性格彰显了一个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在乱世中的重建。《红高粱》让中外读者看到了中国民间本土野性文化力量的现代崛起，这部作品是关于中国复兴或民族复活的历史文化寓言，不能简单地视为向西方兜售中国落后文化的后殖民主义文本。至于《白鹿原》，它以寻根文学集大成的千钧笔力，更是向世人直接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不死的现代神话。不管政治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也不管欧风美雨如何展开文化侵袭，中华民族必将在历史和文化的阵痛中复活乃至复兴复壮，而一切的牺牲都成了痛苦的代价。如果说鹿子霖最后的疯癫隐喻了中华民族本土儒家功利主义文化的崩溃，那么白嘉轩宁折不弯的脊梁骨则象征着我们民族儒家文化传统中精英德性人格的巨大力量。《白鹿原》的结局固然是苍凉而反讽的，但并不能掩盖作者骨子里的民族文化自信，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自信或曰自性的重建。

原载《长江丛刊》2017年第9期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