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研究贝多芬的晚期作品，说过一句话：“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都是些大灾变。”

所谓灾变，说通俗点儿，就是在这些作品里已看不到大家熟知的风格和逻辑。晚年的贝多芬犹豫、多疑、纠缠、撕扯，总之不是原来的那个狂怒着“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的简单的、激情的、澄澈的贝多芬。这对听惯了他作品的人来说，是个听觉灾难。

人到晚年，多半如此，充满了自我矛盾、否定和不妥协的固执。另一位哲学家萨义德是狂热的音乐发烧友，看到阿多诺这话，喜欢得不得了，推而广之，涵盖绘画、电影、文学等等门类，当作常态，他称之为“晚期风格”：“不是作为和谐与解决的晚期，而是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晚期。”

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到一系列人的最后若干年，再到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大家为什么对晚期感兴趣，其实是对从时间上来说处于人生的晚期，从风格来说却处于最颠覆和最不可理解的晚期感兴趣。

晚期是一位老人的孤独前行，丢掉过去的荣誉和包袱，这不是被人喝彩的旅程，也不是被人倾听的时刻，这是“眼盲、耳聋”，在一团漆黑中摸索的历程，所给予自己勇气的，只有自我的思考和追问。而我们看他，是看他挣扎、痛苦，看他可以多维度地被解释。

阿多诺用“反总体性”，萨义德用“反本质”来说明“晚期”的内涵，这话该怎么理解，见仁见智。沈从文的内涵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断自身与周遭的关系。”

自我就是孤独。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话：“我生活在孤寂之中，这在青年时代是痛苦的，但在成年之后却是梦寐难求的。”　

文/周劼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