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张忠培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两个人都是学考古出身，都是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生，可谓同门师兄弟，感情甚笃。但晚年，两人因为考古学发展的理念冲突，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有些伤了和气，直到俞伟超逝世，张忠培撰文回顾这段公案，“伟超和我都是苏门弟子，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从来认为任何一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学派内部的争鸣，学术见解上的分歧，经常存在，相互之间，从不苟同。在这次中国考古学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伟超和我也有不同的认识，交锋争鸣，这显示了我们从业之道。”

我很喜欢“从业之道”四个字，考古学就是一门从薄弱证据里推导出真相的工作，像侦探，假设出所有的可能性，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或者证明历史，或者颠覆历史，或者让历史更混沌。其间永远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交锋争鸣不断。从观点到角度，从个性到禀赋，无处不是所见不同的差异，按张忠培给自己的文集所取的副标题，越是“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可能才发现彼此越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这就是这门学术的从业之道。远一点，疑古信古的笔仗，中一点，夏鼐与苏秉琦的分歧，近一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都是如此。古人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商量和培养其实是求同存异的过程，没有异就没有旧学与新知，也没有考古学。

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些成果已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详细报告也将出版，按照孙庆伟的说法，会“引起学术界又一轮讨论高潮。”这让我们相信，新闻热闹之后，事情还是会回到“从业之道”的终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俞伟超所言，“通过对话，古代文化就在今人中间得到重生而永葆青春”。　　　　　　　　　　　　　文/周劼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