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写小说写出了名气，从地方调到省城，生活条件当然改善很多，到哪里转转都是当地领导接待，他突然有了一种虚幻感，觉得“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过去的经历渐渐成为历史。”

在生活中有了生活的虚幻感，只能说明这种生活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你对生活的深入并不够。

而一个作家写作，有没有技巧，一看便知，有没有生活，也一看便知。生活掩盖不了技巧的薄弱，技巧也掩盖不了生活的贫乏，哪怕用先锋、实验、后现代之类名头大张旗鼓。

于是他重新留到小县城，县城虽小，对作家来说却是个大社会，“我没有想到社会上会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事情”——震撼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对苦难敏感，“一种让人触目惊心的贫困，引发了自己强烈的创作欲望。”

对这样的生活一思索，就会看到苦难背后的其他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成了张平今后几十年创作的素材和主题，“明白了作品应该写给哪些人，影响哪些人”，从农民到信访到法院到公安到下岗到反腐……“我看重的更多的是生活，是现实，是百姓的疾苦和命运，当然这些都无法离开政治。这是我的一种选择、一种定位。”

选择和定位是思索的结果，每个作家可以不一样：有人政治大格局，有人生活小角度，有人撕开了血淋淋，有人缝合好留个光明的尾巴，不必强求。但思索的起点是生活的真实而非虚幻，则是每个作家都应该一样的，无分向内还是向外写作。

这几年都在谈文学的责任和思想困扰，或者现实主义的困境，噼里啪啦一大堆。其实没那么抽象，也没那么沉重。一个作家，沉入到一种生活中，踏实了，感动了，愿意写，自然文学的介入也来了，责任也有了，思想也深刻了，现实主义也落地了。所谓的困扰和困境，无非在漂浮。

一部作品有没有生活，其实一看便知，真的，就这么简单。

文/周劼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