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爱克画了幅名作《阿尔诺芬尼夫妇》，画中一对夫妻，背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几百年来，大家对画中人物谈论倒不多，但对墙上那面镜子却津津乐道。因为放大来看，镜中除了人物的背影，还有站在他们前面观望的人，以及更多的室内陈设，而这些都是在主体画面上看不到的。于是，这面镜子成了500年来诸多文化隐喻的载体：

世界需要我们借助镜子才能看到,是一层隐喻。观察者在镜中即被观察者，是另一层隐喻。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幻的疏离，是第三层隐喻。诸如此类。“《阿尔诺芬尼夫妇》之镜”成了永远的文化解释与反思之源。

到了今天，学者们格外喜欢用镜子来隐喻现代、后现代的诸多困境。比如影响很大的拉康的“镜像理论”：人的自我形成建立在镜像的基础之上。“自我”其实是不真实的幻像。这话用博尔赫斯的观点来印证会更通俗些。博尔赫斯说，我在虚构着故事，可能这件事也作为一个故事被别人虚构着，而别人虚构着我在虚构故事的故事可能又被第三个人虚构着，如此一来，就如戏中戏、镜中镜，说不清谁是虚构的，谁是真实的。

想想，当下因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模糊而产生的荒诞感的确很强烈。我们每天拿着手机刷微博、微信，看今日头条，看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言论、观点，信息接受多了，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的本身。但你将这些APP当作镜子，它折射的何尝不是你看到你想看到的，看不到你不想看到的；或者你看到它愿意让你看到的。推而广之，一切媒介，一切参照物，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无非都是镜子。

知道了虚幻，有人觉得就挺不错，就这样岁月静好；有人不满足，世界在自我的视域外还有什么？总要了解，哪怕了解是个痛苦的历程。所以，我很喜欢戴锦华的想法，困镜之后图破镜。

文/周劼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