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浦江上山遗址博物馆中，我看着那一粒被称为世界稻之源头的万年炭化稻米，一时生出无限想象与感慨。这粒稻米，已从野生稻开始成为驯化稻，而人类将野生稻集中种植，其间又需付出多少的艰难。从彼时至今天，为了一粒米，为了能收获一粒稻，人类与自然博弈了万年。

蔡京有一天问他的孙子们：你们整天只知道吃饭，谁知道米是从哪里来的吗？一孙子答：米是从石臼里舂出来的。另一孙子立即更正：不对，我看见米是从席子里舀出来的。当时京师运米，都是用席子做成的袋装着的。那是官宦人家的孩子，不能比，但即使平民家，即便现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他们对稻作虽不陌生，但未必清楚米是怎么来的。幼儿园的孩子甚至会说，米是从商店里买来的。

不知道米从哪里来，似乎是小问题，但我以为也是一种能力的缺失，一种人类自我更新能力的缺失。

我插过秧、种过田、割过稻，对于米，对于稻，似乎有万千的话要说，自以为了解了不少，可我面对胡培松，竟然有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他倒随和，满肚子学问，却自嘲为牛背上的少年，他选择农业，选择水稻，就是他的宿命。有秧插就有收获，有好秧插就有好收获。胡培松对我说，他一天看不见谷粒，就有重重的失落感，水稻与种子就是他的至亲爱人！这与我之前写中通创始人赖梅松的《欢喜树》一样，赖梅松也说，他见到树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喜欢成痴迷，就是这种痴迷，才成就了他们的今天，或者说，这是他们走得远阔的最主要动力。

院士表面荣光，可我知道，胡培松却是大田里晒出来的，每年最闷热的季节，尤其是水稻抽穗时节，他都会去海南制种基地，热田里一蹲一站就是半天，衬衣一天要换好几次。写这篇小文时，我试着打了胡培松电话，他说刚从海南回来，过段时间选种还要再去。

今年，胡培松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年又开始承担两个全国性重大项目的研究任务。一粒种子，虽矫健轻盈，却沉重无比，映射出人与自然数万年搏斗的智慧。我知道，他的新任务，一定又是为了良种，他就是为良种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