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进武汉读大学，我在武汉生活的时间接近40年了，从未想到要写一本关于武汉的书。2021年春天，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给我打电话，他认为以他对我写作风格的了解，可以承担《武汉传》的写作。对这个项目，我开始并没有信心，但还是着手拟定了创作计划。

“城市传记”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既有地方志和城市史的味道，又有纪实、散文、非虚构的元素。我对这种新的类型写作并不熟悉，也无尝试。而且，与别的城市不同，历史上的武汉三镇鼎立，直到1927年三镇才首次统一行政建制，因此，《武汉传》实际上是《汉阳传》《汉口传》《武昌（江夏）传》的合一，如何把三个镇的历史统一起来讲述，具有极大的难度。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审视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座城市，穿行于历史中，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发现、考证、叙述的艰难与愉悦。

《武汉传》的写作是一次复杂的体验。比如，2021年夏天，一位老知青坐在长堤街饱经风霜的门槛前，向我讲述他的人生以及观音阁的消失、和平剧场的诞生；比如，汉正街几位退休老师讲述他们多年来如何在湖南新化与汉口之间往返，祭祖、探亲、访友，这些新化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当着我的面与家乡人通电话，我知道，他们是想告诉我，他们至今仍然可以用新化方言与自己的故乡对话。这种都市里的乡愁，不是小说里的乡愁，是非虚构的乡愁，深沉而自然，浓烈却又朴实。同时，这一创作过程也不断充满了新奇的收获。比如，很多人都了解晴川阁和大禹的传说，龟山脚下的禹王矶，晴川阁里大禹栽种的柏树，等等，但其实大禹的传说从龟山脚下的晴川阁一直延伸到东西湖区的柏泉；比如，九真山过去只知道它是道教圣地，却不知道山下还有许多动人心弦的亲情、爱情的故事和传说。当然，整个创作过程也伴随着许多的困惑，一座城市的事件和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争相传说，但到底哪个时间是当年事件发生的时间，到底哪个名字是当年那个真实的人物姓名，而历史中某一个地点又在今天武汉的哪一个地方……追寻、确证这些困惑的过程往往也是对武汉的一次重新认识，既是对历史的审视，也是对讲述历史的一次启迪，即，人们对自己热爱和生活的城市的讲述，往往因为热情而不顾一切，从而让真实的事件和人物越来越像传说，其实，它们本来就不是传说，它们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生活史、发展史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了解与认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强化。这本书只是从“我”的感受与视野出发而讲述的武汉故事，只是我讲好武汉故事的一次努力，而讲好武汉故事必须有广大叙述者的参与，基于多角度的感受与认识共同梳理武汉记忆，共同书写武汉的城市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