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伟德

    近日，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因一纸村规民约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民约中有一条标明：“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有人点赞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合法？(8月2日《河北青年报》）
    针对天价彩礼乱象，各地先后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相对一致的做法是划定彩礼标准，但有些地方也出现了诸如“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等村规民约粉墨登场，说了一些狠话、办了一些蛮事，但最终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
    天价彩礼高，加剧了新人的家庭负担，违背了道德的合理性，而且往往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划定一个“超过2万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的标准，既不受法律保障，也是基层法律意识淡薄的体现。放出此类“狠话”的初衷可以理解，不过行为方式却不值得提倡。一方面，此类说法过于粗暴与野蛮，与法治精神相违背，村规民约作为群众自治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得违反现有的法律原则，否则就会被法律所限制也失去了执行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不受法律支撑和保护的“狠话”，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废话”。与其把精力与心思花在“狠话吓唬上”，不如真正用心做好基础工作，比如分析天价彩礼形成的原因，在做好扶贫救助、完善养老机制和社保体系、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观念转变上下功夫。
    天价彩礼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落后所引发的生存焦虑，尤其在贫困地方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障，高价彩礼便成了增强自我保障能力的渠道替代，索要高价彩礼的愿望就异常强烈。天价彩礼的存在，也折射出了一些偏远地区贫困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区域经济分化和人口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农村婚姻市场中的高额彩礼现象恐将持续存在。对此，单纯的“标准划定”和“说狠话”，或者采取粗暴的干预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因为其行为的违法和程序的失当而引发矛盾。在移风易俗上，政府固然要发挥“外力干预”的矫正器功能，但恪守边界并注重行为的合法性，才能避免由不作为转变成乱作为。治理天价彩礼等陋俗，最终还是要从改变当地社会经济面貌、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等方式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