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辉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后，抢夺公交方向盘的情况仍然可见。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间各地已陆续曝出20余起乘客大闹公交车的事件。针对这种恶劣现象，包括青岛、郑州在内的多地公交公司设立守护员专座，号召车内乘客在遇到有人跟驾驶员起争执时“路见不平一声吼”。很多网民形象地称此座为“壮士座”。（12月9日新华网）
    在司机身后设置醒目专座，设立见义勇为奖金，对于激发公民安全责任、号召乘客们面对违法行为时有所行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要看到，守护员专座只是一个流动座位，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乘客毕竟只是乘客，势单力孤怎么办？专座没人怎么办？公共规则的守护、公共安全的责任，不是一个“壮士座”就能解决。将一车人的安危系于某一不确定的乘客，可能造成一种责任转嫁的错觉，真正有效的方式，应当是法律法规共同发力，形成威慑、形成合力，促成人人遵纪守法、人人关心公交运行安全、人人主动维护公共秩序的局面，构筑坚实的群防群治基础。
    相对于乘客的见义勇为，公交公司和执法部门理应在保障安全上承担更积极的责任。自乘客购票上车开始，就与公交运营方形成了契约关系，后者有责任保证乘客安全。对公交司机进行更系统有效的培训，促其不断优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与人沟通的能力，很多争执其实可以避免。危急关头“壮士”挺身而出“一脚飞踹”的确很解气，但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有不小的风险——一旦乘客出手，未能掌握尺度造成伤亡，责任谁来负？乘客以劝解等方式群起阻止他人在公交车上闹事，这种大氛围应当形成，但真正遇到蛮不讲理的乘客，言语劝阻有时没有任何作用。综上所述，除非情势紧迫，公交车上的争执还是应该交给法律和制度去裁处。公交公司应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确保司机遇到纠缠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刹车、停车报警，而不是任由矛盾扩大。
    《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方向盘的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程度是很难具体量化的，有时即便抢夺动作不算太大，也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事关公众生命安全，既不能完全寄托于司机临危处置能力，也不能寄托于乘客的见义勇为，更不能托付给“幸运”。既然法律有规定，就该严格执法，要从根本上减少、杜绝这种恶劣现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法律“长牙齿”、零容忍，对“车闹”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和宣传力度，让一些人不敢肆意妄为。
    法治社会，法律和制度才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根本。“壮士出手”只能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的补充，分清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我们才能避免“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