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居讯：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之意，这表明文明所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巴格比（PhilipBagby）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文化”，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
简而言之，“世界城市”就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它衡量着一个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德国诗人歌德在18世纪后叶将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于1915年则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城市。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世界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对象。
1986年，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阐述了有关世界城市的几个观点。弗里德曼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研究世界城市的另一著名学者萨森在新版《全球城市》一书中进一步对全球城市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证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研究，萨森着重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她所称的全球城市；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 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
毫无疑问的，“世界城市”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它不仅是一种空间上的文明，更是一种经济上的文明，而早在百多年前，武汉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成就。武汉的经济开放最早始于大航海时代，在1736年清乾隆元年已初成雏型：当时汉口天宝巷码头两岸所停泊的船只常在二万四五千艘上下，南来北往，一派繁忙景象，清人曾用“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的诗句将之喻为“不夜港”。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建宝顺栈五码头，兴旺发达的港口码头使得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
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以欣羡的口吻对武汉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美国第二大都会）”。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成为人们对大武汉的流行印象。
在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武汉经济繁荣，位居亚洲前列，并一度位居世界十大城市之一，是绝无仅有的与大上海共享荣耀的大都市，俨然代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与希望。
而这一切都肇始于长江，武汉堪称“从江边走出来的十大世界城市”。
漫步三镇，横亘江畔的一条条街巷，或古或新，或俗或雅，或破或立……都代表着武汉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沉寂与荣耀。长江凝结着这个城市最原始的发展生态与城市形态，寄托着无数人的城市梦想。历史并未远离，沉睡之后必是觉醒。
武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两江交汇，三镇鼎立，龟蛇锁江，是一处自然风光、地理形态俱佳的独特区域，长江主轴的打造要用好用足长江这个资源。长江主轴首先是一条生态主轴，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典范，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武汉必须有这个担当，这会让每一个武汉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城市主轴，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文化标志，体现历史的传承和变迁，以及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品位。每个城市因地形地貌不同，对主轴的提法也不同。北京中轴线南北走向，纵贯故宫、鼓楼等大型建筑和城市中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文化符号。武汉的人口、建筑、产业的分布规律明显，即密集地沿着长江两岸排列。长江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长江是武汉重要的血脉和轴线。相比陆地轴线，长江更适合作武汉城市主轴。“长江主轴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其辐射、引领、融合作用，是激活经济动脉，推进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2013年7月4日，武汉市规划局、规划设计院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专家，出台《武汉市2049年远景发展战略规划》，初步构想到2049年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中心和国家物流中心等国家层面的战略功能，并力争建成世界城市；2016年11月，启动编制的2030年“总体规划”，指导意见明确了武汉2030年的发展目标：成熟的国家中心城市，之后20年迈向世界城市；同年11月15日，在武汉举行的“中英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经验交流研讨会”上，十多位国内外专家为武汉建设海绵城市出谋划策，长江都市示范区、魅力滨水文化区等规划概念，为世界城市建设勾画框架与蓝图。
以长江为核心的滨水城市空间全面复兴。围绕长江的滨江文化，武汉打造“两江四岸”为滨江复兴注入了活力，“东方芝加哥”在百年之后华丽转身再度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华。
世界城市之后，开启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