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乐黛云先生那天，格外冷。

北大校园里行人稀少，及至她所居的朗润园，更显僻静。唯有树枝被大风刮得簌簌作响，将这座著名的小楼掩进树影中。

乐黛云居住的朗润园13号楼，当年曾是季羡林先生的家

古旧的楼前，一条簇新的砖红色小道十分醒目，从一楼中间的窗下延伸出来。同行的商务印书馆文史室主任陈洁女士告诉我，这就是乐先生家。

2017年初，乐黛云不小心摔了一跤，出入楼道多不便，她的学生们就专门修了这条便道。

门前的砖红色小道

从便道进门，乐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当即跟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神采奕奕，笑容明亮。若不是早有耳闻，根本看不出她曾受过伤。常来探望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晓萍说，前几次拜访时，乐老还有一点儿虚弱。幸而，如今看来康复得极好。

一落座，乐先生就拿出几页纸给我们看。这是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籍的目录，首页上印着：《建构人类精神文明共同体·乐黛云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想要出一套书，我的书是第一本，”她随即开了一个豁达的玩笑：“恐怕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本书了。”谈及生死，毫不介怀。

贵州，那是她的故乡。

我是头一次来，难免好奇地四处打量。房间陈设素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发对面的一架古琴。早就听说乐先生近来喜欢上了弹琴，看来不虚。琴上架着手抄的曲谱，是一段《梅花三弄》。琴后的柜子上，散放着汤一介先生的著作和照片。我不禁脑补出乐先生独坐在这里弹琴的画面，弹得累了，目光只需从曲谱上稍稍移开，便能看见照片上的汤先生在朝她微笑，一直默默陪伴着、聆听着这琴声。心下不由一阵唏嘘。

乐先生精神很健旺，不像87岁。年龄并没有磨灭她对时代的关注和思想的活力。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对新事物、新领域永远都是敞开心怀。聊着聊着，话题很快就转到她最关心的《跨文化对话》丛刊了。这份中法合作的杂志，创办于1998年，如今已经出了37辑，由乐先生和法国著名学者李比雄担任主编。2016年，杂志的出版事宜移交到了商务印书馆。这不，董教授她们两位刚来不久，就讨论起工作来了。

跨文化研究事业，正是乐先生晚年的精神所寄。

今天提到“跨文化”，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清醒的、热爱自身文化的人，都是在比较、对话的基础上来审视自身文明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倡议，而是必定发生的、我们不可选择的未来。但是，共同的空间并不天然构成共同体，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为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思想和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路径。

是的，今天认识这一切都很容易。

难得的是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推动这一切发展的魄力。

对于乐黛云先生来说，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从文学拓宽到文化，似乎顺理成章。

当年迷上比较文学时，她就觉得，这是一门“可以打倒文化殖民”的学科；她也清醒地明白，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她从未用单纯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它。

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这样说：

“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但‘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钟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该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

后来，学科的生态渐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的研究者，外文底子通常都很好，国学基础却弱了不少。而在她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不管做什么学问，首先都要有扎实的中国文化作为根基。

有一回，在一套关于世界文明的丛书的研讨会上，她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好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刚才都说过了。我就想说一点，你们有些是从海外回来的作者，这些书还缺少根，缺少魂！”

这记“当头棒喝”，一些学者至今记忆犹新。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乐黛云先生的“转向”。“比较文学只有文学，而且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根子并不牢靠，”她越来越觉得，这是不够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大。

在她身上，开拓的热情似乎永远不会止歇。年届半百，许多人恐怕已经在等着退休了，她却选择以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为“毕生志业”；到快满70岁了，觉得文学太局限了，又来创办杂志。

很多人都觉得是“瞎折腾”。乐先生偏偏就爱“折腾”。回首往事，她自嘲当年“一无基础，二无条件”，汤先生还送她一首打油诗，开玩笑地说她是“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

然而，事情就这样“折腾”成了。就像这首诗的后两句写的，“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乐先生心里，一直有一片待开拓的荒野。

大学时代的乐黛云

很多人都以为，乐黛云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来自于汤家的熏陶。曾有人开玩笑说，乐黛云是嫁入了“学术豪门”。

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受到当英文教授的父亲影响，她从小对西方文学感兴趣，“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

报考北大的时候，她填的是英语系，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欣赏她的作文，才转到了中文系。不过，回忆往事，她说自己当年“其实还是喜欢外语系”的，“可是那时候虚荣心就觉得，沈从文都亲自来问你了，你还不去？”

即便进入中文系以后，她学的也是现代文学，离“传统”依然很遥远。“汤老先生就骂过我好几次，说你还是中文系的呢，连这个都不知道！可是那时候中文系也没教呀……”说起来，乐先生至今还有点“小委屈”。

我好奇地问她，是从什么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基因，是不是认识汤一介先生以后。她却笑着摇摇头：“汤家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不过，最初的兴趣，从我念高中的时候就有了。”

“当时西学正盛，我也一度看不起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后来，我父亲觉得我对《西厢记》《红楼梦》《西游记》这些一问三不知，太不像话，就让我多读。我慢慢也喜欢起来，高中的时候痴迷《红楼梦》，读了好多遍……”她说，“我开始觉得，中国（文学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它们只是不一样。”

大概，正是少年时期的体悟，奠定了后来的一切。

无论人生的道路如何百转千回，最终还是指向了那个命定的方向。

临走前，正巧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也来探望。他是汤一介先生的忘年交，感情深厚，同时，也是《跨文化对话》的副主编。乐先生指着他，眉飞色舞：“这是年轻人里面我最崇拜的一个。”开心得像个小孩。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那份天真。正是这种天真的性情，曾让汤先生欣赏爱慕，也正是这种天真，让她遭遇了人生中的大磨难，却又凭此安然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如今，穿越80多年的时光，依然在她身上煜煜生辉。（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周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