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建设现代国家文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的现代因素有哪些？今天，思享者专访了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教授，听他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谈一下如何通过认识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来加强自身伦理建设、提升社会道德水准、从而贡献人类社会，同时，也听他阐述一下史学工作者在“究天人之际”的神圣使命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冯尔康

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1、思享者：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

冯尔康：多元文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及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华文化处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之中。

第一，多元文化格局是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弱势文化争取应有地位和空间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认清多元文化格局有利于定位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

第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人和世界上逐渐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华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成为新的统治文化。对这种说法，实在不敢苟同。现在以及未来更需要的是世界范围的多元文化的发展，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而不是成为新的统治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一个，再来一个，岂是世人需要的？当前，中国人应脚踏实地去建设当代文明、当代伦理，对世界多元文化多作贡献，获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应有地位。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外国人真正自觉接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在海外目睹西人就餐于中餐馆者日益增多，90年代就餐者少见，且不会用筷子，当下，西人就餐者则明显增多。究其原因，西人与华人在商业、文教事业方面交流大幅度增加了、频繁了、接触多了。可见，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大发展，中餐馆若再提高品质，会被西人接受。这是自自然然出现的现象，是中国文化真正被西方自觉接受了。

2、思享者：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可以发挥作用的现代因素呢？

冯尔康：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仁爱精神。孔子讲的“仁者爱人”具有两种内涵：爱人；爱他人而不伤害他人。孔子讲的仁，这个字的构成，由二人组成，意思是我之外还有他人，既然是两个人的组合，是讲人群，而不是讲单个人，在群体之中，以互助互敬为伦理准则，所以孟子讲仁政社会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爱自家人，同时关爱他人。仁者爱人，另有这样的内涵：不伤害他人，一定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待人要宽容、宽厚，利己与利他相结合（利他含有利己的因素），尊重他人与自尊，别人也就不会怨恨你，共事双方要“双赢”，共事多方要“共赢”，反对绝对的利己主义，发扬乐善好施的利他精神，增强人际关系的和谐因素。“仁”学富有理性，可以视为社会规范、国家关系中规范准则，以国家间和平相处为理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反对强权政治、种族歧视、恐怖主义等的思想武器。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其他文化中同样倡导仁爱精神，愿人类能够实现这种理想。

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人与万物，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理所当然要敬天、畏天，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衍化出“天人和谐”，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相处，不能讲征服与被征服。正确的态度是敬畏自然，力求认识自然规律并顺应它，获取其利益，减少它的灾害。

三是中庸理念。前面讲“天人合一”是宇宙观，中庸之道以之为理论基础，讲究“用中”，处事中正平和，为政“执两用中”，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是道德标准更是伦理践履之学。乾隆帝反复说“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他认为康熙帝实行的是“宽仁”政策，雍正帝施行的是“严猛”方针，他追求的是“宽严相济”的境界。运用中庸之道，能够审时度势，根据社会情况采取相应治理方针政策。

四是重视教育。中国古人重视教育，取决于家本位观念的盛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后代品德和文化教育，遂有民谚“养儿不读书，好比养圈猪”的产生。人们早就懂得，给子孙千万财富，不如有文化、功名在身。我们从某些现象上对比，发现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及热诚态度远胜于西方人。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是真正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五是自我反省。中庸之道就有让人做人内敛、自省的内容，有着“吾日三省吾身”的要求，让人时时刻刻地反躬自问，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哪个行为不得体，哪句话说错了，目的在于改正，做正人君子，警戒小人行为。反省的方法有多种，写日记是重要一端，近代洋务运动肇造者曾国藩运用日记严于责己，可谓为典范。古人云“人孰无过”，人怎么能没有过失，西人也说上帝允许人犯错误。人有误失，不论大小多寡，就需要改正，接受他人批评，更重要的是自省。

3、思享者：史学工作者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时，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冯尔康：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史学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研究方向。在全球化时代，史学应该注重世界历史上各种文化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因素。需要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即社会变迁史的角度加强未来学的研讨。这里我想到史家鼻祖司马迁倡导的“究天人之际”，史家传承这一观念，着意关注过去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是应有之义。

其次，要注重学术成果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借助那些有价值著述的观点和资料，思索人类社会未来，启迪智慧的开发，令史学成为智慧之学。学术研究要保持其对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想学者需要有这样的自觉性。

最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所有学者要有谦逊的态度。学者往往好为人师，写文章板着面孔教训人。其实，专业人士不过精通一门学问，不如放下架子，向其他学科学习、向读者学习，对中外各种文化应持互鉴态度。同时，在用著述与国内外读者沟通时，必须采取做朋友的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教训读者。我写《雍正传》时，就罗列大量资料，意思是“让资料说话”，即有了素材，我简单说一点认识，而资料供读者思索，得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这样，就达到我的写作目的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