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学术论坛暨博智宏观论坛年会举行。作为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热身会”，中国发展研究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了《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路径》报告。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阐明，中国在未来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进程中，我们该抓什么、怎么干。

对GDP大家都很熟悉了，但这份研究报告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应当用GFP。

“研究发达经济体的GFP，我们发现无论生产结构如何，各国居民都向往美好生活，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升级，并且路径一致。” 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介绍， GFP是国民经济中的“终端产品”，是GDP中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的、被消费的、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

“与GDP不同，GFP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与消费者更有亲近性，能反映广义的消费变化及其结构升级进程，更好地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益。” 刘世锦说，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三个部分，最终结果与不同经济体在竞争优势、资源禀赋等差距关系不大，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居民“美好生活”方面，这个指标更具有可比性。

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偏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偏低

从GFP的视角分析，眼下中国老百姓现在过得怎么样？

刘世锦分析说，通过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结合对后发追赶性经济体的特点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相同发展阶段GFP的标准结构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距：

一是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3%，发达国家经济体大多处于20-25%之间。

二是我国基建投资占比偏高。“以往基建投资是政府保持高增长速度的主要抓手，对我国GDP其他分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刘世锦说。

三是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由于府支出不足，居民消费负担过重，几乎是标准结构的两倍。此外，社会服务方面投资占比偏低，表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欠缺。”

四是我国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以往“重生产、轻流通”，流通服务业整体落后；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造成统计偏误；人力成本较低。

对标发达经济体生活样貌，中国2035年百姓生活挺滋润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个时候，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

结合发达经济体的GFP结构，《报告》对203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展望，认为我国经济和居民生活将有七大变化：

——房地产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并且呈现出“先快速下滑，后缓慢走低”的态势。我国房屋租赁市场充分发展、通过盘活存来实现住有所居。

——居民居住消费占比有所提升，居住条件和设施改善，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居民在卫生、社保、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负担大为减轻。

——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可能会下降，原因可能是产品国产化率提高，但是不排除像韩国那样“先降后升”，因为存在“重大技术突破带来的消费上升”。

——流通服务业有所发展，目前的水平距离标准结构还有7点百分点的上升空间。

——居民享受型消费占比有所上升，金融保险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占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出“先加速上升，后缓慢增长”的态势，出行、住宿餐饮消费会持续上涨。

——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增长更为迅速，对生存型消费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调整优化GFP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那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释放我国未来的增长潜力，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刘世锦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GFP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从某种意义来说，促进GFP结构的调整优化，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报告》认为，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国际经验看，GFP结构的持续升级，从根本上要有稳步增长的收入做支撑。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同时坚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再分配，形成高端有调节、终端有增长、低端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还要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促进新技术和传统领域的融合。要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传统领域，乃至真个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GFP结构升级。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消费和者能享受到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

从政府层面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非常重要。 “目前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占比偏高，部分投资利用效率差、资本回报率低，同时民生方面短板比较突出公共服务欠账较多、下一步要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改变经济型支出占比过高、社会和民生性支出不足的现状。”刘世锦强调。

“从中国已经走过的路看，我们跑出了加速度——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4.3%，2005年相当于16.4%，2016年相当于67.5%。综合各种指标看，我国有很大可能在2030年前进入高收入行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刘培林说，但前提是，一定要把关键领域的事情做好，包括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控制收入差距在合理范围，以及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等。

“引入CFP这一更具可比性、更透明的指标来衡量发展质量，用先进经济体的标准结构矫正中国发展结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富裕社会”还是“后工业化社会”，都是以人民生活改善为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目前服务业已经是国内第一大产业，但要做强这一产业，还需要向生产型服务业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已经是突出瓶颈，需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为经济新动能“输血给养”。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到2035年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并不难。GDP年均增长5.5%，就可以。目前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城镇化、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大国优势，都是我们的一手“好牌”。但是前提是避免金融风险并尽快实现结构再平衡，不搞货币刺激。“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导致结构失衡的关键。到2035年，居民消费比重至少要恢复到50%，为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改革土地制度，建成开放、规范、透明的土地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认为，公共服务的质量，决定中国“美好生活”的进程。“目前看，进城农民得不到充分的公共服务。‘农一代’手中的土地流动性较差，而‘农二代’‘农三代’又不愿意回农村，他们漂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没有获得充分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政策必须向这部分人、这些地方倾斜，提高基本保障水平。”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工作室曲哲涵）